犹如浪漫主义思潮孕育了《吉赛尔》那样，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原始主义”潮流也催生了一大批美术、文学、音乐和舞蹈作品。此时的欧洲，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折期。科技的高度发展迅速改变了英国工业革命后产生的传统产业世界，而在文化上也面临着新观念的挑战。巴黎、伦敦这些固有“文化之都”美誉的城市似乎也蜕变成了一座座无休无止地在培育新文化、新艺术和新思想运动的庞大“实验室”。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情趣和精神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以现代科学成就为基础的技术力量”所决定的。就在这形形色色的新思潮中，“顺应现代科学”与“否认现代科学”之间产生着让人眼花缭乱的“争斗”。“原始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与近代科学精神相逆动的思想潮流，它反映了当时一代敏感的艺术家对“陌生且异己的近代机器文明”的恐惧和反抗，甚至包括了对产生这种文明之根源的西方古典精神的全面怀疑，为此，他们宁愿返回与文艺复兴运动都无关的更加遥远的原始艺术、异教文明等的风格和形式，从中寻求新艺术的灵感与原动力！于是，斯特拉文斯基、尼金斯基的《春之祭》就在如此的氛围中诞生了！
即将被祭献的少女（场景二）
俄国芭蕾舞团创始人佳吉列夫
《春之祭》的作曲者斯特拉文斯基在回忆中说过，1910年在完成了《火鸟》之后，“一个出乎意料的幻想出现了”！斯氏时年28岁，还未到而立之年，“我在想象中仿佛看到了一场肃穆萧然的异教仪式：在蛮荒的原野上，一批贤明的长者围坐成圈，观看着一个少女跳舞至死！他们这是在把少女当作牺牲品祭献给春之神灵”！斯氏的这种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致他马上就向挚友、专门研究“异教召魂”现象的画家尼古拉·劳里奇倾诉，后来他又向他的恩人佳吉列夫作了吐露。可以想象，善于捕捉他人新鲜念头的佳吉列夫立即为斯氏的这一创意备感振奋！他随即锲而不舍地催促年轻的作曲家无论如何要把这“伟大的宠儿”完成。佳吉列夫还希望当年夏天就能聆听到这一首肯定充满“异教诗情”的作品。可当时，斯特拉文斯基似乎还没有准备好，相反却先给他的老板听了自己刚写成的另一部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当然这也给佳吉列夫带来了惊喜，但惊喜之余他仍念念不忘《春之祭》。不过，斯氏也许已经预感到《春之祭》的创作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所以直到一年后的1911年夏天，通过他与劳里奇的共同努力才终于确定了这部大作品的文学（舞台展现）方案，也才开始落笔写下第一个音符。
据载，斯氏与劳氏方案的“具体化”即是一幅“俄罗斯异教徒们的祭祀的画面”，它被分成了两幕景：《大地的崇拜》和《祭献》，象征着千年前原始蒙昧时代的某种信仰，即要在春天来临之际推选一位未婚少女，用她的身体去“祭春”！
当时，斯特拉文斯基非常迷恋这些构想的场景：通过沉睡大地中各种力量的复苏来体现“生机勃勃”这一主题的循环再现，而他所执著追求的“原始动力”在音乐中就表现为“节奏的变化”。事实上，正是《春之祭》中斯特拉文斯基所创造和呈现的节奏令那些“老听众”无法接受！然而也正是他的这种节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这部新舞剧充满活力、永不衰竭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