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以“礼”来整合与规范人际关系与行为，以“礼”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与规范，其目标是实现人际之“和”。和是贯串于礼仪规范中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和”是儒家“礼”所使用的最高宗旨，一切礼仪都高扬着和的精神。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他主张“礼”的作用是以和为贵、为美，“和”是处理人际关系及一切事物的最佳准则，也是人行动的自律。孔子的思想就是希望通过一定的制度规范，促使人们之间、家庭及家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维持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睦融洽的理想状态。《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对于统治者而言，秩序与和谐是维护统治的重要前提。没有秩序，就会陷入混乱；没有和谐，人心就会涣散。这样，统治都将无法维持下去。因此，秩序与和谐都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见，在儒家的和谐思想中，“礼”与“和”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孔子认为，制礼、守礼的目的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和”的状态，达到“和”的境界。所以，这才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真谛。当然，孔子虽然主张“和为贵”，但“和”也是有原则的，必须“以礼节之”“和而不同”，且必须反对“乡愿”和“巧言令色”。孔子曾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换句话说，不能以牺牲原则来讲和谐。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要搞君子的和谐，不要搞小人的和谐。无原则的、盲目的妥协，在孔子眼中都是对仁和德的损害。并且，孔子虽然主张“温、良、恭、俭、让”，但不是无原则地对恶人的让步，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礼让与敬重。孔子主张对改恶从善者要宽宏接纳，但从未赞同与恶人和平相处之事。孔子曾对季孙氏擅权僭越的恶行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于是，他辞官而去，率众弟子周游列国。[47]有人认为，讲“和”就是不分是非，不讲原则，是“和稀泥”，这与孔子“和”的思想可谓大相径庭。儒家提倡“和为贵”，并非无原则地调和折中，更不是教人圆滑处世。所以，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礼”是“和”的保障，没有“礼”节制的“和”，容易流为“同”，是不行的。只有以礼节和，才是理想美的至境。这充分体现了和的目的论与价值论意义。这也告诫人们，不能为了获得一种勉强的和谐人际关系，而放弃适度的“竞争”；不能为了一味求同而放弃自己的个性，以致于形成一种依附性的人格。受孔孟思想的影响，荀子也讲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他说：“使人载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道也。”（《荀子·荣辱》）“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荀子·王制》）“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而祸乱起。”（《荀子·正论》）荀子巧妙地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礼仪的宣扬、社会规范的遵从乃至一切社会关系的稳定连在了一起，意即百姓的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和国家的兴亡。可见，他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理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三）以“仁”作为人际交往的情感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