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认为，和谐是宇宙、社会、人生本身的常态，倡导“不争之德”，这样才能达到和谐的境地。[49]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上，老子倡导“为而不争”。老子认为：“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为”是指“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和“既以与人”。“既以为人”是说一切为了他人，“既以与人”是说将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他人，这样便能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际交往模式。[50]“为而不争”是老子倡导的生存智慧。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夫唯不争，放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第七十三章》）。可见，老子所谓“不争”，并不是完全放弃一切，也不是自认失败不做任何打算的失败主义。老子认识到，“不争”是天道规律，要顺从自然的规律，就能得到应该得到的结果。所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矝，故长”（《老子·第二十二章》）。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是因为他们从不自我表现、自以为是，也不自我夸耀吹嘘，就是“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因为不争，就没有直接而激烈的矛盾冲突，所以就没有什么值得忧患的了。老子认为，要想做到不争，必须寡欲、知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不知足”和“欲得”是酿成灾祸的根源。所以，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只有消灭这些贪欲产生的根源，才能做到不争，而争者都没有好下场。
（三）群与群之间好静求安
中国的自然环境仿佛一个巨大的围墙，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避免与域外世界发生竞争和冲突的生存空间。在近代以前，中国人很少感到域外世界的压力。对于中国人来说，压力始终来自内部：一是皇权的压迫，二是游牧民族的威胁。皇权与百姓的矛盾、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中国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既然中国人与外部世界是隔绝的，对外无路可走，对内只有求安一途。好静恶动，正是中国人千百年中相互求安而创造的一种生存智慧。老子最早用玄之又玄的哲理揭示了这种智慧。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十六章）在老子看来，只有使心灵归于极度的清虚宁静，才能看清万物运作变化的本质：芸芸万物最终都要复归于那个支配着万变而自身不变的“常道”。只有“道”（不变的本体）是万物恒常存在的永恒的必然性。在老子看来，学会了以不变应万变，才是真正的聪明；而一味追逐表面的运动，则是十分危险的。这种静以求安的生存智慧教会了中国人消极无为、与世无争、知足常乐、委曲求全的处世哲学，也从此泯灭了与自然抗争、与社会抗争的奋斗的**，扼杀了中国人开拓、进取、探索的开放心灵。[51]
（四）人与社会之间重在契约
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老子·第七十九章》）老子认为，只靠“和解”“调解”等办法调解怨仇，虽然可以了结大怨，但是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为，余怨不除，待到因缘重新际遇，矛盾还会发作。因此，圣人凭借“契约”来调解和构建各种社会关系。这样一来，按“契约”办事，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地、彻底地得到解决了。老子继承和发展了“圣人”这个思想。故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老子认为，“德”也是凭借契约办事表现出来的，有高尚品德的人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而“无德”的人才会凭借诸如法令等这些强制性的东西。同时，在老子看来，以“契约”精神来办事是符合天道的。正因符合天道，其间就没有亲疏，不讲人情，大家的利害得失机会均等，反而使有善德的人得到助佑。即俗话说的，如果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老实人就不会吃亏。
总之，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最反对社会冲突，最希望实现社会的和谐。《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老子提出的“无欲”“无为”“无争”“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知足”等主张，都是要人们效法天道，实现相对的和谐均衡。道家所昭示的遵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贵德而无为的爱民治国理念、尚和而不争的少私寡欲警言，对于当今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