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从事农业生产而不得不依附于土地的中国社会人口较多，导致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很狭小，很少出现变动，从而在中国古代乃至现在的一些古典村落中，由农耕经济形成了自然经济区域性的小型社会。“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在这种封闭性的小型社会环境中，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导致人际关系相对稳定，人与人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所谓熟人（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8]这种生活模式，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和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例如，现代中国的一些村落仍沿袭着家族制，有些村落几十户人家均为同姓，甚至还有自己的祠堂，整个村落就像一个大家族。这种血缘的亲疏让村落内部的人都能联络在一起。俗语有云：“一表三千里，沾边就是亲”“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浓厚的血缘、血亲关系，加之中国千年“忠”“孝”文化的影响，致使熟人社会中的个体趋向于集体价值取向，特别重视社会与家庭的集体性。人与人之间大都保持着这种和睦融洽、相依相偎的关系以及和谐融洽的氛围。翟学伟认为，中国农耕文化所带来的交往模式偏重于固定关系的向度。时效性长的首要原则是交往的秩序问题，因为，唯有秩序才可以保证交往的顺利进行。“礼”是维持长效有序交往的最合适规范。以礼建立起来的秩序会把“和谐”作为其思想的核心。[29]
同时，熟人社会又必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30]在人情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时必须重视人情、面子和脸等，待人接物必须讲究“人情世故”，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做到“合情合理”“通情达理”，切忌“撕破脸皮”。否则，既会受到来自社会舆论和群体规范等方面的压力，也会受到自我良心的谴责，甚至会由此酿成悲剧。在熟人社会中，祖辈们便流传下来这样的社会经验与教训：若与人交往以“和”为贵，则最易顺人情，最易维护交往双方的脸面；反之，与人交往“不和”或相争，则最易逆人情，最易撕破脸皮。正如史密斯所说：“即使在最愤怒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忘了时刻保持‘面子’。有谁见过在吵架的时候，会有人和劝架的和事佬打起来，并责怪他多管闲事呢？实际上，中国人即使在最愤怒的时候也是希望和平的，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3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熟人社会中，中国人形成的“面子”“人情”“关系”等社会活动实际上在最终端都与其潜意识中存在的“求和避争”的心理是分不开的。
此外，受安土重迁观念的影响，有可能几代人都生存繁衍在同一个村落，因此，中国人做人还得要考虑长远的预期，要世代生存在这种特定的村落之熟人社会中，与他人的交往就不是短期的单次博弈，人就有“生前身后名”的问题。“我”这一生“人”做得如何还影响到熟人社会对我的祖辈和子孙的评价，“我们”共享“我”的做人成果。在此种熟人社会各项规划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人慢慢形成了尚和不尚争的习俗与行为规范。稍通人情世故的人在与熟人打交道时，一般都不会与人斤斤计较，而是信奉“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吃亏是福”或“难得糊涂”之类的待人格言，或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尚和方式与做法，如“逢人面带三分笑，有事无事多问好”。在中国人的关系向度中，许多日常计谋也都是针对这种长时效性与低选择性关系而来的。[32]因此，也可以说，在熟人社会中形成的“面子”“人情”“关系”“缘”和“报”等所构成的社会机制，皆是中国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尚“和”心态的一种外显表态，其最终目的都是实现“人际和谐”。由此可见，这种由农耕生活形成的熟人社会为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的养成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顺便多说一句，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农耕社会，其最大特点是土地不能移，这就大大限制了人们流动的可能性。但自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特别是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加上受社会流动的影响，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人口流动频繁，固有的血缘纽带开始松弛，传统的乡土地域限制已被打破，城市以及许多农村已由过去的“熟人社会”变成了“半熟人社会”或“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开始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在高度分工与异质性的社会中，人们需要进行大量频繁的工具**往，进而产生了相识而不相熟的人际关系。而且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忙碌的工作严重挤压了人们用于日常交流的时间，加上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人们对手机、电脑的依赖等反倒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淡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不由得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