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继承了《左传》《国语》中的和同之辨，提出“和为贵”的为政之道与为人之道。孔子明确主张“和而不同”，而反对“同而不和”。在《论语·子路》中论及“同”与“和”时，孔子将其视为两种不同的做人处世原则，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何晏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论语集解》）朱熹的解释为：“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四书章句集注》）“无乖戾”即说君子广厚其心，有节而中，不盲从附和；“有阿比”即指小人阿谀奉承、盲目附和。朱熹还援引尹毅的话说：“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四书章句集注》）简而言之，“君子和而不同”就是因为君子的言行是以义为标准，对不合理的事情，就要反对，所以有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因为小人的言行是以对自己有利为标准的，对自己无利的事不干，对自己有利的事，不管是否符合正义他也干，所以只能同而不和。这就不仅是一般哲理的阐述，还上升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孔子还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君子求和以道，小人求和往往是求全责备，所以，孔子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同时，孔子也极力厌恶“同而不和”，将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忠厚老实，跟谁都唯唯诺诺、四处讨好、八面玲珑的“乡愿”斥为“德之贼”。因为，“乡愿”的背后，是不分是非，言行不一，趋炎媚俗，毫无道德原则。这种“乡人皆好之”的行为，就是同。它表面一团和气，实则走向了和的另一端，完全违背了和的初衷，难免要流于形式与伪善。孔子还批判“一言堂”是“一言丧邦”，并将下者对上者曲意逢迎、随声附和，甚至同流合污的行径，斥之为“巧言令色”。这都是“同而不和”，是违反治国的管理目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