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人”的界定应该用人与人的关系来看，所以，在研究中国人的性格时也要从这个视角来看，才能对中国人的行为有真正的理解。[56]梁漱溟说：“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57]从对“人际之和”的解析来看，“和”的伦理思想在落实到处理人与人、人与群的社会关系上时，便是强调与追求所有人际关系的和谐，尤其是五伦关系的和谐。因此，可以说，人际和谐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总原则。
中国文化很早就重视“和”在协调国家、社会、人际之间关系上的社会功能，赋予“和”以很高贵的价值。《尚书·尧典》中早就提出了“协和万邦”的主张：“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段话讲的就是首先“亲九族”，要把自己的家族、宗族治理好，继而把自己的子民安抚好，把国家治理好，进而才能“协和万邦”，使邦国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尚书·周书·多方》中说：“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意即，你们自己不和睦，你们应该和睦起来！你们的家庭不和睦，你们也应该和睦起来！此处，“和”的含义为“和谐”“调和”，已被视作调和冲突、协调关系的准则。
西周至春秋时期，与调节人际关系有关的“和”的含义已经丰富多彩了，有了“适中、恰到好处”“喜悦”“和顺、平和、心平气和、和颜悦色”“和睦、融洽”和“和解、和平、结束战争或争执”等多种含义。《国语·郑语》记载，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认为“和”是“以他平他”，而“同”只是将无差别的单个因素、单一成分简单相加而已，不同的事物互相结合才能产生百物，而如果是同上加同，不仅不能产生新的事物，甚至会有走向灭亡的危险。[58]《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以烹饪菜汤和演奏乐曲为例来说明“和”的含义及其与“同”的区别所在，并以此为喻来阐明“和”（不是“同”）是正确处理君臣关系（实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的准则，即“和”具有将多种不同因素、不同成分以一定的比例调成包含平衡、协调、和谐关系的“新”事物之义。可见，用作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的“和”，本指于不同意见或不同个性中求同存异以谋求一种“执中”或和谐的状态；而“同”则指抹杀不同人的个性来谋求无差别的、单一性的一致之义。因此，只有“和”（而不是“同”）才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到了孔子和老子生活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开创出使用“和”的两大发展方向。一是道家在自然的意义上使用“和”。如《老子·第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此思想对后世中医和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儒家将“和”逐渐伦理道德化。孔子儒家上承《尚书》和晏婴等人的传统，使“和”成为判断君子与小人两种道德人格的重要判标，正如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说君子尚义，无乖戾之心，虽所见各异，各不苟同，然能和谐统一，不求“专同”；而“同而不和”是说小人尚利，专同于嗜欲，然各有争心，故不和。不独儒家、道家尚和，墨家、佛家等亦是。墨家也认为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认为天下不安定的缘由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有了离散之心，因此，“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尚同中》）。佛家的重要理论观点之一是因缘和合说，认为“诸法因缘和合生，故无有法；有法无故，名有法空”（《大智度论》卷三一）。这表明佛家也重和。佛家道德文化的核心理念也体现出整体和谐的特征，如佛教提倡“乐善好施”“普渡众生”“惜生护生”“慈悲救世”等，为构筑中国社会的整体和谐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支撑，其整体和谐观体现了一种包容宇宙万物的悲悯关切之情，是平息、安顿人心浮躁的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