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栖息生养于北半球的东亚大陆，属于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型地理环境。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华民族这片栖息地所做的较为确切的宏观描述首见于《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大约是战国时期华夏族的“四至”观，已相当明晰地概括了古代中国具有一面向海，其他方向因“流沙”等屏障而难以逾越的东亚大陆的地理特征。[9]从古代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可以发现，古代中国一面临海，三面为陆地，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古人难以横渡的太平洋，西南为难以跨越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以及瘴疠弥漫的热带雨林，西北为茫茫无际、数百里不见人烟的戈壁大沙漠，北方则为干旱的草原、皑皑的雪地和西伯利亚针叶林。从地形上看，对于缺乏必要交通工具和手段的古人而言，这四面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与壁垒，这既阻断了中国古人向外部发展或与外部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行进之路，在心理上也阻断了先民们向域外扩张、争夺和探险的野心，也消磨或减弱了他们探索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与冒险的精神，致使中国人自古就形成了一种随遇而安、好静恶动、好和恶争的心态，而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性格内向、含蓄好静、习惯容忍、依赖合作。这与古代的地中海文化和近现代的大西洋文化的开放型地理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相比较，希腊、罗马、英国等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享有海运之便。由于这些地区的岛屿或半岛腹地都较狭窄，南北纬度跨度小，物质资源相对匮乏，这便促成了他们向海外开拓、掠夺的野心。同时，作为海洋民族来讲，长期靠海而生，面对海洋随时随地不可知的异变，譬如台风、暴雨、暗礁和骇浪等，都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海洋民族的生存毅力和战斗力。他们几乎每天都经历着生与死的搏斗，于是征服海洋、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与斗志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之中，这是一场为生存而斗的永不可停息的抗争，从而勇猛、竞争、创新、开放、外向也就构成了他们的民族性格，而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为习惯外露、直率、好动、好斗，具有冒险精神，性格独立，崇尚抗争。因此，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却独独找不到海外扩张、征服世界的狂想，这也是与以商品交换、海外殖民扩张为致富手段的海洋民族和以军事征服、战争掠夺为荣耀的游牧民族的根本区别之所在。[10]黑格尔曾说过：“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也正如梁启超所言：“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11]
外部封闭隔绝的地形也使中国文化的孕育与发展相对独立与完备。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曾先后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等壮举，但这只是政府官方的一些“单独活动”，并没有形成全民参与的规模与延续，或者说，这种偶尔的小型信息交流只存在于某一时期的统治阶层内部，并未深入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文化意识。而且，由于天然屏障的存在，直到1840年，在长达4000多年的时间里，古代中国较少遇到外域强敌的入侵，从而免遭其他文明的干扰和破坏，没有出现类似印度文化那样因雅利安人的入侵而被摧毁的情况，类似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帝国的占领而希腊化的情况，类似罗马文化因日尔曼人南侵而中断的情况。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发展系统，这就为中国形成一种相对完备的“独立与隔绝”的文化系统创造了条件。但在这种闭塞的文化认识中，古代中国人也养成了一种“世界中心”的意识，认为普天之下就是这四海之内，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种封闭与缺乏外部竞争的文化生态环境使中国人逐渐形成了重和谐、轻竞争、求安定的文化个性，但又不免带有封闭、保守的心理。这也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井底之蛙”“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等诸多成语典故中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