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方面来讲，中国人在与人交往中喜欢随大溜或从众，主要因为人们认识到，随大溜对外不易引起人际关系紧张，显得不合群，能够落得与人和睦团结的美名；对内能够满足心理安全的需要，具有自利或自保（保全脸面、保全利益，甚至保全性命）的功能。倘若反其道而行，标新立异、特立独行，轻则遭来轻狂无礼的恶名，重则惹来杀身之祸。[19]
中国人很早就从自然界中或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一些“出格”或“出头”的事物和人容易受到伤害，最终都没有“好果子吃”。如“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往往易“招风”，因为在一片树林里，假若有一棵树长得比其他树都高，“鹤立鸡群”，大风一来，往往是这棵树先遭殃。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运命论》）。倘若某人在某一行业中出名了，容易惹来同行竞争者或仇人的造谣中伤、妒嫉攻击。迁移到社会的人际交往中，“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人随大众不挨骂，羊随大群不挨打”等从生活经验中形成的观念便以警世名言的形式留传下来，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座右铭，告诫人们不要在众人里出风头。风头出多了，必将遭到外部势力的首先发难。即使万不得已要出头，也不要“先出头”。再者，中国人也从古代许多行为“出格”的人物落得悲惨下场中得到许多经验教训，从而不敢“为天下先”。如商鞅首倡变法，使秦国得以强大，但变法就意味着与众不同，结果遭车裂之刑。西汉末年的王莽为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曾被时人看作“周公再世”，也被当时的朝野视为能挽西汉危局的不二人选。但王莽代汉后，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导致天下大乱，王莽自己也死于乱军之中。[20]宋人王安石试图变法以强国富民，虽未遭车裂之刑，但下场也颇为悲惨。这诸多“前车之鉴”，让许多中国人深深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出格”是危险的，而不“出格”则是一种稳妥的做人方式。因此，一些中国人虽然内心渴望自己出名，比别人强，但同时又伴随着一种相反的力量来牵制自己，压抑这种想出头的愿望。对中国人的心态与行为方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先哲老子在《老子·第六十七章》中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将“不敢为天下先”视作三宝之一。而《老子·第七十三章》则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诗·大雅·烝民》中也提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21]（“明哲保身”）一语，这些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做人的格言，信奉至今！
从另一方面来讲，喜欢随大溜的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时，既不敢为人先，也不愿落人后，而是乐于处在大多数人的中间，这样能够得到心理和生命的安全。俗话说“天塌下来，有大家一块顶着”“上游冒险，下游危险，中游保险”“三条路中间行（遇事时，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等，这些就是求和心理的反映。处于中间位置者默默无闻、平平常常，既不可能去招人、惹人、欺人和罪人，也不可能遭人妒嫉、欺侮、打击和迫害。因而，他就不会陷入是非、矛盾、冲突和争斗中，也根本不会与人结怨记仇、对簿公堂、打官司告状。即使万一遇到麻烦，卷入是非中，由于他属于大多数人之一，即便错了也是大家的错，而不是“我”一个人的错，由此可能会逃脱惩罚，毕竟“法不责众”。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个体在面临复杂的决策情境时，由于信息量过少、不完整或未来事态发展不明朗等，个体难以做出有效的人际决策，而不得不采取随大溜的策略，相信大多数人的决策总是没错的，“跟着大家走总不会有错”“跟着大部队走总不会吃亏”。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推崇随大溜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