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作为儒学乃至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概念影响深远，也是儒家倡导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道德准则。将本研究得到的大学生头脑中“人际和谐”的“个人自身性格与品德”“人际交往态度与倾向”“人际交往素质与修养”和“人际合作的行为品质”四个层次与儒家人际和谐思想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具有较大的一致性。首先，“个人自身性格与品德”与儒家倡导的造就“君子人格”理念相一致。儒家强调，“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大学》），即强调个人的道德自觉意识，鼓励人们为创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增强道德自律，增进道德修养，造就具有“仁、义、礼、智、信”等特质的君子人格。正如有学者所说：“在中国传统伦理发展史上，‘和’在更多的时候被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对于个体而言，‘和’既是一种理想人格的追求，同时‘和’还必须内化为自我的内在的精神素养。”[13]
其次，“人际交往态度与倾向”与儒家提倡的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宽容和理解的观点相一致。即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有宽广豁达的胸怀，能够退让与隐忍。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在遇到问题时，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多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就不会招致怨恨。《礼记·坊记》中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凡事看重别人，先去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样人们相互之间就能多些宽容与谅解，人与人之间自然也就会温馨和谐。曾参也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可见，对待他人言而有信、表里如一、言出必行，才能换得彼此间长久的和谐关系。
再次，“人际交往素质与修养”与儒家倡导的“仁爱”理念相一致。“仁”是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孔子强调“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就是强调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同情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真正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和谐人际关系。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孔子还说“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要求人与人之间心怀仁道情感，相亲相爱。孟子提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故爱人、敬人最终获得了被爱和被敬的结果。
最后，“人际合作的行为品质”与儒家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理念相一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是儒家强调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它要求人们视人如己，用自己之心去理解、推知他人之心。这体现着对他人的尊重、关心和爱，是做到各得其所的最重要的道德思想基础。也就是采用将心比心、以己度人的逻辑方法推测别人的心理要求，运用推己及人的逻辑处理方法来处理人际间的合作关系，才能彼此协作长久。[14]在以上这些维度中，以对他人的“仁”的情怀最为重要，“仁”处于核心地位，而“仁”要通过实践“忠恕之道”来实现。“忠”是“尽己之心为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再加上“诚信”这一基本态度，就构成了中国人修养自己、诚待他人的理想及指引，约定俗成后成为“礼”及规范，“义”则用于节制可能走向僵化或异化的“礼”。
儒家思想在汉代至清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以“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思想自先秦产生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保持较大的稳定性，“和”的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成为后世中国人做人的重要原则[15]。本研究中当代大学生人际和谐的内隐观与儒家“和”的精神、理念相一致，说明当代大学生较好地继承了“和为贵”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并在内隐层面表现出自动化的特征。当然，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思想观念的开放，当代大学生头脑中“和”的内涵更加具体化，并且增加了如“鼓励赞美他人”“热情爱打招呼”“互相分享分担”“自由无拘束”“幽默”“乐观开朗”等现代特征，这也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的一些新特点。陆洛在探讨现代华人自我观的本质内涵时就提出了一种“折衷自我”（compositeself）的建构。她认为，在现代华人社会中，与快速社会变迁直接相遇的中国人，要适应不变的中国传统核心价值，也要适应快速渗透与扩散的西方文化价值（西方的文化价值是根植在现代都会生活与工业化生产之中的，令都会中的华人无以遁逃）。经由“实用主义的涵化”历程，中国人可能一方面保留有传统“互依包容的自我”的内涵，以其动作来传承中华文化的核心关注，维持适当的人境交融，人我交融；另一方面又从西方“独立自足的自我”中采借部分元素，以其动作来适应都会生活中追求个人成就、强调人我分离、注重行事效率及“现代化”的价值。当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人我关系”界定在自我的内涵上交错、并存，乃至融合后，中国人的“自我”可能已不是文化原型中的“互依包容的自我”，但也非全盘搬用西方的“独立自足的自我”，而是一种“折衷自我”。[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