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作为社会和集体的价值安排，人情与面子在平衡熟人关系中的群我、人我关系及其和谐的维持上具有终极意义。群我和人我关系的最佳状态是和谐、和睦、和气、祥和，是勿争勿斗、勿怨勿仇。然而，一旦进入讲人情、讲面子的熟人关系，和与忍的终极价值地位就发生了动摇，并被人情与面子取而代之。熟人关系中也讲和与忍，但究竟是和还是争、是忍还是斗，归根结底取决于对方拥有多少人情与面子资源。给不给“面子”或讲不讲“人情”往往是中国人人际和谐与否的重要条件，它直接关系到人际关系发展的方向及程度如何。对于人情与面子资源丰富者，不当和也要和，当争也不能争；而对于人情与面子资源贫乏者，当忍也不忍，不当斗也要斗甚至狠斗、猛斗。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真正关怀的是积累个人的人情资源，适时地进行人情投资。[39]并且，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情的作用往往大于各种法规制度，所以，人际交往的人情互惠交换性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更为突出与重要。中国人对熟人与陌生人的态度之所以有着极为悬殊的差别，正是由于施予陌生人的热情是无“利”可图的，而施予熟人的优惠却可以得到回报。当然，回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感情形式的回报和物质形式的回报。熟人之间的互惠互利终归能够构成等价交换的利益关系。这就意味着，给予熟人的热情不会是无偿的付出，或迟或早总会换回某种形式的回报或实惠。所以，“去时留人情，转来好相见”“山水尚有相逢时，留下人情好相见”“凡事留人情，日后好相见”“多栽花，少栽刺，留着人情好办事”“话不说死，事不做绝”。这些都是中国人做人处事的良方。
综上可以看出，依据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理论，中国人的人际和谐存在三种类型，尤其是熟人关系中的混合性和谐是最需要“做”“经营”或维护的和谐。在混合性和谐中，中国人人际和谐的心理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双方关系的认知。个体在现实人际交往中，是否和谐或不和谐、和谐的实与虚之间如何转化，是综合人情、面子、差序关系以及情与利关系等多种社会因素而进行的情境性的或权变性的行为反应。在这三种和谐类型中，混合性和谐是人们和社会学、心理学研究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因而本研究的理论架构与实证研究中所要讨论的人际和谐也主要是指混合性和谐，而对情感性和谐与工具性和谐不多加讨论。
[1] 费孝通：《乡土中国》，29—4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 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3] 方克立：《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5）。
[4] 黄囇莉：《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本土化的理论与研究》，95—96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5] 彭泗清：《书评二》，转引自黄囇莉：《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本土化的理论与研究》，3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6] Leung，K.，Koch，P.T.＆Lu，L.，“ADualisticModelofHarmonyandItsImplicationsforConflictManagementinAsia，”AsiaPacificJournalofManagement，2002（2-3），pp.201-220.
[7] 路琳：《和谐二元矩阵模型及其在冲突管理中的应用》，载《心理科学》，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