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熟人群体中，如在与朋友、同事和邻居等的交际中，人与人的交往更多还是以“工具性成分”为基础的，而非以“情感性成分”为基础，即“利”的权重大于“情”的权重。即便说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但这个熟人关系中的“情”与亲人关系中的“情”还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前者是亲情，而后者是人情。朱瑞玲据此将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分为表达性及功利性两种类型。表达性的情感是指一种自动自发的向另一人表露的情感，而功利性情感是指迫使对方回报给自己更多好处，而事先给予对方的情感，亦即为换取自己想要的目的，而给予对方的情感。这种情感交换就是人情的运用。社会交换理论（socialexchangetheory）认为，人际交往是一个社会交换的过程，人们之间的所有活动都是交换，是一种准经济交易：当个体与他人交往时，个体都希望获取一定的利益，作为回报，也准备给予他人某种东西，他人也是如此。这种理论假定交换中的个体都是自利的（self-interested）：人们试图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并使自己的成本最小化，从而确保交换结果是一个正的净收益。交换关系中的每个个体都会评估自己和他人在贡献、收益两方面的相对大小。如果觉得自己的投入获得了大致相等的回报，他们就会认为这种社会关系是公平的。[38]虽然在中国文化的人际交往中，动则言“利”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中国人也非常忌讳常将“利”挂在嘴边。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但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个体做出和谐还是冲突的选择，应黄光国所说的，是依其目标的达成而定的。这也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人情的社会，也是一个讲“利”的社会，正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属利益关系，做人处事必然要与“义”和“利”打交道。据《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列传》中记载，当廉颇被免官时，其平日所养的幕僚全都离他而去，后来，赵王重新启用廉颇为将，先前离去的幕僚又回到廉颇身边，廉颇对幕僚的这一做法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不料幕僚却反过来教训廉颇说：“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因此，可能在熟人交往中情感投入再多，“到头来仍然只是一场交易而已”；交情再深，皆有可能因一场“利”而形同陌路。当然，这其中的“利”既有个人的私利也有社会或群体的公共利益。换句话说，社交都不是单纯的情感往来，而是一种社会投资、一种社会交换手段，起到对交往双方互惠互利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