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交情程度与预期利益交互作用显著。在交情浅时，个体预期有利则和，预期无利则不和；而在双方交情深时，即使个体预期无利也会做出和谐化的行为。这也印证了中国社会是一个讲究“差序”的社会。中国人常常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和社会交易法则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亲疏不同的人。对于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中国人则采用本真的方式交往，形成“真和”的状态；而对于熟人则采用权变的方式交往，形成“伪和”的状态。这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中设计的主体双方处于熟人社会情境之中，双方类似于黄光国所说的“混合性关系”，即情感性与工具性的混合地带。这类人际关系的特点是，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像原始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行为。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可能包含一般性的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不同的角色关系。[52]这样的人际关系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由于关系网内的人彼此认识，从而混合性关系的另一项特点是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性。在混合性关系中，人际关系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的，交往双方事先预期将来他们可能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即通常所说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山不转水转”。在中国社会中，许多人便利用混合性人际关系的这种特性，运用种种方法来加强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尚和形象以影响对方，并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资源或建立一个以相互满足对方需求为目的的工具性“交换”系统。[53]混合性的关系既不像血缘关系那样不可分割，又不像工具性关系那样可以“合则来，不合则去”，假使个体不顾“人情法则”而得罪他人，则双方在心理上都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在混合性关系网内，交往双方平时必须讲究“礼尚往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以维系彼此间的情感关系。一旦一方在生活上遭遇困难而开口向拥有资源支配权的另一方请求帮忙时，资源支配者往往会考虑对方可能做的各种回报，而给予特别的帮助。反过来说，如果资源支配者不讲人情、不愿意伸出援手，双方的和谐关系便可打破，甚至彼此“反目成仇”。正如黄光国所说，促使中国人对别人做出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54]或如杨中芳和彭泗清所言：“在每一次人际交往的场合，不管是互依的还是维系的，都包含两个层面的往来：工具交换及情感交流。”[55]
虽然在很多中国人的理解中，“人际和谐”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交际，但是在心理实质上，中国人的人际和谐行为是结合了对具体情境事件的多方面考量的。对未来交往可能回报的预计，当然也会有对感情程度的权衡，从而做出“和谐化行为”。毕竟尚“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我认同感，同时也是在追求社会认同和他人认同以及更为现实的功利得失。杨中芳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特别强调道德及报偿道德行为，人们在公众场合皆争先恐后地表现“不自私”的、“为公”的“大我”。而当“小我”的意欲尚未被完全消灭时，人们就会面对一个冲突：一方面要遵循文化要求不自私的“礼”；另一方面又要兼顾自己“小我”的需求。中国人解决这一冲突的最根本、最普遍的途径便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这个模式中，交往双方以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精神，各自在表层以关怀、满足对方私下的心愿为目的，里层则主要期待对方以完成自己的私下心愿为回报。这个模式下的双层人际交往系统所依靠的心理基础是不同的：前者是应然的，情感表达的，是以道德修养而产生的“仁”为出发点的，对对方所引发的本性之情；后者则是实然的，是理性计算的，是以对方对自己来说的利用价值为出发点的。个人的道德修养是这两层次交往之间的桥梁。在个人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时，两层次合而为一，以上层的“仁”为一切行事的准则；在个人道德修养尚未达到至善之时，前一系统之心理依凭很可能并不是由心底里引发的本性，而是一种“礼”的义务，或是要“济私”的“假公”。随着个人道德的发展，“大我”逐渐扩大，“小我”逐渐缩小，与其他人的交往才会越来越趋向表里合一的“礼让化”。[56]
综上所言，尚“和”虽然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普遍存有的一种社会心态，但中国人的这种讲求“以和为贵”也是有条件的，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原则”“人情”与“利益”是考虑最多的。尤其是在熟人社会里，彼此交往的次数与时间都是较多的，个人一时的“迁就”或“谦让”，往往能增强对方对自己的接纳程度。这样，建立的和谐人际关系往往能在今后的交往里得到回报或补偿。说得形象点，在中国，一个人经常做出各种和谐化行为，如随大溜、迁就、忍让等，犹如贷出的钱款，到时候可以连本带利一起收回。于是，在熟人社会里，中国人的人际和谐化行为就显得普遍了。换句话说，在中国的熟人社会里，人们“讲人情”“做面子”“拉关系”，最终目的都是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而这种良好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