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尚“和”虽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普遍存有的社会心态，但双方所涉及的事件性质会影响到个体的人际和谐心理。当事件不涉及原则时，个体会做出和谐化行为；而当事件涉及原则时，个体不会做出和谐化行为。
（二）双方的交情涉入程度是深还是浅
它指双方彼此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情感性成分涉入的深浅程度。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中，人们会按人我关系的亲疏远近来评价、选择并做出相应的互动行为。这里所讲的交往深浅程度，主要是指发生在熟人之间（如同事、朋友、邻居）的交情深浅。因为在亲人或家人以及与陌生人之间，其交情是无所谓深与浅的。例如，与家人交往时，由于以血缘关系形成的亲情为纽带，如彼此间产生矛盾或冲突时，人们一般不会考虑彼此间的利益得失等“额外”因素，而大多会因“亲情”而选择相互体谅、以和为贵，“毕竟是自己的父母，也是为我好”“都是一家人，何必呢”等。这会促进家庭的和谐、稳定。可见，中国人对家的维护之心。但与熟人交往时，双方相识但无血缘关系，由于缺少这种先天的亲情联系，彼此间多以后天形成的交情为依据来评价、选择并做出相应的互动行为，从而以和为贵就是不落双方的“面子”“人情”。这些“面子”“人情”可以维系社会人际关系，对自己的未来有莫大的好处，如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愿意承受关系破裂之后相处的不便和尴尬”等。而与陌生人交往时，中国人往往顾虑得没有那么多，个体在交际情境下往往会不太愿意压抑自己，“如果对方态度不好，那就不用给他面子了，会据理力争”。由此可以看出，真正复杂的、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并需要双方极力做出努力以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即在与所谓熟人进行社会**换时需要权衡多方面的利害关系以保持“和气”“和睦”。这里的“熟人”实质上指的是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像主要社会团体（父母、夫妻、兄弟、姐妹等）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或与一般的陌生人交往时，可以完全不顾及破坏人际和谐关系的后果，按自己的真实意愿表现出各种行为。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包含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和同事等不同的角色关系。但在这些熟人关系中，又因为彼此双方发生交际的时间距离（交往时间的长与短）、空间距离（活动距离的远与近）、社会距离（心理认同的内群体与外群体）以及概率距离（发生交往可能性的大与小）等心理距离存在差异，因而其关系亲密程度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这在前期调查中也发现，个体会根据对象与自己关系的亲密程度而做出“迁就”“迎合”等行为。因此，在与这些熟人的交往中，彼此双方情感涉入的程度，即交情的深浅会影响到个体的人际和谐心理。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尚“和”虽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普遍存有的社会心态，但双方涉入的交情程度会影响个体的人际和谐心理。当双方涉入的交情深时，个体会做出和谐化行为；而当双方涉入的交情浅时，个体不会做出和谐化行为。
（三）双方存在的利益牵连关系
双方存在的利益牵连关系即在人际交往中，个体从对方身上获得当前或将来的利益回报的预计情况，类似于工具**换。杨中芳曾提出，虽然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在表面上看是一个相互礼让、不求回报，以忠、恕为基本价值的礼让系统，但实际上都通过交往中另一套内隐的、含蓄的沟通方式，互通款曲，让对方知道自己“小我”的心愿，逐渐建立一个以相互满足对方“小我”的需要为目的的工具性“交换”系统。[48]这里的利益预期主要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的，个体在内心衡量：若在此时做出和谐化行为对现在或未来的和谐人际关系有利或无利。一种是如果从对方身上能够获得自己现在或当前的利益，则会做出和谐行为或维持和谐；另一种是预见性的，即如果个体认为，即使现在不需要这个人的帮助，但将来还是可以利用得上的，那么，他也会表现出和谐的一面。例如，两人私交很多、未来交往可能性大、存在较多的利益互惠，则会做出和谐化行为，如关系较近的熟人同事或朋友；而私交很少、未来交往可能性小、存在利益互惠的机会较少或不可能存在利益互惠，则不会做出和谐化行为，如一般性同事、朋友或点头之交的朋友。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尚“和”虽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普遍存有的社会心态，但双方存在的利益关系会影响个体的人际和谐心理。当个体预期双方的交往对自己有利时，个体会做出和谐化行为；而预计对自己无利时，则不会做出和谐化行为。
另从前文看，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或处理人际关系时流露出来的人际和谐心理主要是通过具体化的“和为贵”“随大溜”“畏争”“迁就”“隐忍”“迎合”等和谐化行为得以表征的。这些表征之间既有相异的一面，也有相通的一面。因此，为了便于实验变量的操作，结合前文对“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的日常表征”的分析，本研究将人际和谐心理以“和谐化行为”为表征，并将其操作性定义为：个体在熟人社会情境中，在特定因素的单独或共同作用下，做出“迎合”或“迁就”对方需求的行为，以维持双方关系和谐的人际交往行为。本研究将参照相关研究范式，[49]采用故事情境法检验事件性质、交情程度和预期利益三个因素对个体和谐化行为倾向的影响，以探究中国人的人际和谐心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