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个体之间的亲疏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不少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学者对此有很深入的分析。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根据在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发现，中国人往往以自己为中心，把他人按照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分为几个同心的圆圈：与自己越亲近的人，处于与中心越贴近的小圆圈内；而随着关系的疏远，情感依附的减弱，逐渐向外围的圈层扩散开去。同时，人们以不同的交往法则来对待属于不同圈层的人：跟中心越接近的，对他们也越好。[11]在对人际关系类型的分析中，杨国枢将中国人的人际或社会关系，依其亲疏程度大致分为三大类，即家人关系、熟人关系以及生人关系。[12]黄光国则从“感情性多寡”与“工具性强弱”找寻关系的解释途径，将中国社会中的这三种人际关系进一步概括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杨国枢与黄光国的人际关系划分基本对应，“家人”正好对应“情感性关系”，“熟人”对应“混合性关系”，“生人”则对应“工具性关系”。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中国人的人际交往都建立在关系“特殊主义”上。关系不同，交往的法则也不同，人际交往的心态与行为也存在差异。杨中芳据此提出一个她认为是中国人解决义与利的冲突最根本、最普遍的途径，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际交往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交往双方以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相互依赖的精神，各自在表层以关怀和满足对方私下的心愿为目的，里层则主要期待对方以完成自己的私下心愿为回报。这个交往模式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相互礼让，相互体贴，相互回报，“绝对利他、毫不利己”，以忠、恕为基本价值的“礼让”系统，完全符合文化的指引。然而，在更深的一层，则通过交往中另一套内隐的、含蓄的沟通方式，互通款曲，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小我”心愿，逐渐建立一个以相互满足对方“小我”需求为目的的工具性“交换”系统。[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