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称，在任何场合都重视一个“礼”字，用礼来规范人的一切社会行为，希望人们都能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而“和”则是贯串于礼仪规范中最基本的价值规范，并将之看作是评价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好坏的标准与尺度。因此，早在先秦时期，《尚书》中的“和”字已蕴藏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之意。如《尚书·周书·多方》曾说：“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你们自己造成了不和睦，你们应该和睦起来！你们的家庭不和睦，你们也应该和睦起来！）人与人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都要彼此和睦，否则，就会招致天的惩罚。故而，《尚书·周书·多方》又说：“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好好地谋划你们的开始吧！不能敬守天命与和睦相处，我就要施行惩罚，你们就不要怨我了。）如上所述，孔子曾直截了当地说：“礼之用，和为贵。”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孔子看来，“和”指能在不同意见中求得和谐，而不附和相同意见，并将之视作“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带有一定的伦理道德色彩。因此，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里，董仲舒干脆就说：“大德莫大于和。”于是，与人交往做到和睦相处，就会受到社会的肯定与赞许；反之，就会受到社会的指责。
这样，为了实现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的平衡，古代中国人主要取向于“和”，希望通过“和”来达到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的目的，这与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人主要取向于“竞争”，希望通过“竞争”来达到平衡人我关系和群我关系的目的。[10]这表明，以“和”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正是“礼”这种文化规范在人际交往中的具体运用，所以，这也就使“和”具有了加强文化规范的功能。正如《礼记·乐记》讲得精辟、透彻：“和，故百物皆化。”
（三）增进经济效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也是一种生产力。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凡是大治的年代，社会就发展，财富就涌流，原因是在政通人和的环境中人们可以静下心来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可以积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反之，在动乱或战争的状态下，人们居无定所、食不裹腹，几乎无法正常从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事业，其结果自然是经济萎缩、社会凋敝。先哲们早就认识到，“和”能产生新生事物。正如《管子·内业》所说：“和乃生，不和不生。”以“和”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可以增进社会经济效益。如“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家不和，家不兴”之类的俗语都从正反两面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