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高度推崇人际交往中的礼让，在交往中善用敬语、礼貌用语，毕竟“礼多人不怪”。孔子指出，“君子无所争”，如果有所争，“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荀子认为，人群之所以不和，是由于存在着“争”“胜”“贪”等毛病，要通过教育，使大家“劳苦之事皆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如此，“人莫不齐”（《荀子·修身》）；在公职岗位上，看到比自己强的人，则“推贤让能，要安随其后”（《荀子·仲尼》）。《礼记》认为，礼让能防止争斗一类的不文明现象发生。“敬让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聘义》）“君子尊让则不争，絜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乡饮酒义》）《左传》有言：“让，礼之主也”（《襄公十三年》），“让，德之主也。谓懿德”（《昭公十年》），“叟让，德之基也”（《文公元年》），认为辞让是德行的根基、礼仪的根本。孟子说：“无辞让之心，非人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朱熹云：“让者，礼之实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做人谦虚谨慎、对人礼让有加、行事进退有度，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
（三）待人要行之以礼
在重礼仪、讲礼貌、尚礼让的同时，若能以谦逊的方式待人，更是一种恰当的获得和谐人际关系的做法。谦恭既是礼的前提，也是礼的一种表现形式。《易经·谦》认为，与人相处，能“鸣谦”“劳谦”，不自矜、不骄人，才能人我和顺，无往而不吉。《易传·系辞下》说：“谦，德之柄也”，并以卑释谦要求“自卑而尊人”。朱熹要求君子“以谦下人”“谦则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朱子语类》卷七十）。孔子云：“恭，近于礼”（《论语·学而》），“恭则不侮”（《论语·阳货》），“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论语·颜渊》）。用现代的话说，如果能够以“厚礼”待人，往往会让对方觉得“你给足了他面子”，此时，对方往往会非常乐意接纳你。所以，《老子·第六十六章》说得好：“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但孔子也反对貌似有礼而内心虚情假意的行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孟子也说：“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尽心上》），“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孟子·离娄上》）。他们认为，真正有礼之人，内心充满了对人的真诚和恭敬，而并非只有声音笑貌就可以了。学生万章问孟子：“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回答：“恭也。”（《孟子·万章下》）以礼相待、相敬如宾是文明程度的一种表现，也是建立动态平衡与和谐的良性关系的基础。
（四）要做一位谦谦君子
中国人向来崇尚团结与和谐，推崇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之风，如“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礼记·礼器》）。从人格修养的角度看，一个人若想在与他人交往时更有效地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关系，就必须努力通过个人的心性修养，尽量使自己向“君子人格”的方向发展，切勿使自己养成“小人人格”。同时，《礼记》也告诫人们：“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与小人交如入鲍鱼之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凡有助于“君子人格”养成的策略，实际上都往往是一种获得和谐人际关系的有效策略；反之，大凡有助于“小人人格”养成的策略，实际上都会阻碍人们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
所谓谦谦君子，是指谦虚谨慎、能严格要求自己、品格高尚的人。孔子从待人处事的角度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著名命题。孔子理想中的“君子”为能以真性情行礼者，故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即中行也。在孔子心中，君子人格的特质有仁、义、礼、智、信、忠、恕、勇、中庸、谦虚、和而不同、文质彬彬、自强13种。用德育心理学的眼光看，正是由于个体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使自己获得仁、义、礼、智四种特质，从而使自己成为“君子”。这样，个体于内可以使自己恰如其分地调节身与心，从而实现“身心之和”和“主客我之和”；于外则能够做到用“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的思想来处理天人关系与人我关系。一方面，君子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式实现“天人之和”。“有所为”指君子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积极进取，善于利用自然来为自己服务，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有所不为”指君子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又善于做到适可而止。为了使自己能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君子必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以使自己的言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另一方面，君子运用“和而不同”的策略实现“人我之和”。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学》所讲的“三纲领八条目”表达的正是此意——“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讲的是“修身工夫”，凭此而使个体具备“君子”的素养，其中极少数做到极高明处的个体就具备了“内圣”的素质。北宋邵雍在《皇极经世·观物篇四十二》里说的“圣也者，人之至者也”，“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是君子所宜努力去做的“推己及人与物”的“外王工夫”。由此可见，具备君子人格的人最能真切体悟并身体力行和谐伦理精神。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何以孔子愿意花那么大的力气去鼓吹君子人格，何以秦汉以降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推崇君子人格，何以宋明理学家将本只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抬高到“四书五经”之首。
当然，君子人格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教育形成的。正如扬雄在《法言·学行》里所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同时，君子人格是一个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且深受中国人喜爱的概念，只要稍加诠释与转换，就能将君子人格的精神实质理解成一种具有自尊、仁爱、宽恕、平等、民主和进取等德性，且具共生取向、身心和谐发展的健全人格，这种人格正好是和谐德育所要努力追求的。既然如此，采取有效措施培育个体的新型君子人格，就是在当代中国德育里落实和谐伦理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23]尤其是在当前人际交往极大扩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在人际交往中弘扬这种传统的以礼待人的方式，努力提高自身的涵养、作风和形象。当绝大多数人都成为彬彬有礼、谦恭待人的君子时，人和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将会减少，人际关系也将变得更加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