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好兜圈子和喜含蓄，都与中国人的“面子工夫”密切相关。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喜含蓄或好兜圈子，其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维护自己或对方的面子，避免人际失和、撕破脸皮。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人为维护彼此的面子，避免破坏人际和谐、撕破脸皮，才喜欢含蓄与兜圈子之类的自我表现方式。这就其积极方面来说，对于中国人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避免正面冲突、保留一些双方可以“回旋”的余地与维持双方的面子与尊严都有一定的作用；就其消极方面而言，这也让中国人压抑了自我，加大了人际交流间理解的难度，增加了误解的可能性，反倒增大了做人的难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出于自我防御，每个人都在含蓄地表达自己，同时又在费尽心机地靠猜测来理解别人。于是，人际关系被人为地复杂化了，真正的人际和谐也较难以实现了。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的人要想解决人际问题，往往需要学会争论、学会说服，还要能直抒己见，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但中国人在这样的时空框架中往往倾向于用委婉的、迂回的、意会的、心照不宣的、给面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试探对方的意图，目的就是不要伤了和气。显然，一个人乐于“给对方面子”不意味着他被说服，也不意味着对方有吸引力，只不过是想继续保持双方的良好关系，而且还避免了发生冲突。
从实际交际活动来看，西方人在交谈时总是开门见山，拣最重要的事先说；中国人则往往要绕很多弯子，在谈自己最想说的事之前要进行大量精心的铺垫。一个中国人要是有求于人而登门拜访，往往不会在一进门时就把来访的目的说得一清二楚，而是要先客套、寒暄一番乃至几番之后才逐渐透露来意，有时则要在马上起身走人之前才说出真正的拜访意图。甚至更为常见的是，中国人在求人办事的正式拜访前，要进行少则一次，多则数次的礼节性拜访，其内容是联络感情，俗称“套近乎”，其目的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交往以使下一步的“走动”显得自然，并使将要提出的要求不至于显得唐突，或向对方暗示一下自己内心的需求，先试探一下对方的反应如何。杨中芳在其提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际交往模式中也认为，虽然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相互礼让、不求回报，以忠、恕为基本价值的礼让系统，但实际上，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则通过交往中另一套内隐的、含蓄的沟通方式，互通款曲，让对方知道自己私底下真实的心思，并以满足自己的私下心愿为回报。[17]
（五）形成自我压缩的人格
“和为贵”或“息争”的态度，使中国人给他人一种容易相处、容易说话的感觉。然而，这种“为了融洽和气”而放弃“抗争”的态度，却往往造成“自我”的压缩，结果就形成了自我压缩的人格。这种自我压缩的人格，很容易变成没有“个性”的人格。例如，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人往往有迎合别人的倾向；有时，在说出自己的意见后听到别人不同的意见，就立即改口；有时，自己有异议却藏在心中，不敢说出来。这种自我压缩的人格既然认为公然地保障自己的权益是不合法的，那么，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就比较大，对受别人利用、摆布与控制的敏感度就会比较低。而且，这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让它们继续存在。更坏的结果是，这些内隐的不和所引起的紧张及不安情绪，可能继续累积，甚至累积到临界阈限的程度，即面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境地。例如，由于长期偏重于维持家族利益或团体内部的和谐关系，个人的欲望与需求常难获得适当的满足，甚至会受到许多委屈、挫折或压制，结果很容易产生一种累积性的敌意。但这种敌意却不容许对自己人发泄或对权威人物发泄，于是常以自己人或“外人”为对象而投射出去，造成冲突或一时情绪的爆发。如在单位受气，只能回家拿家人撒气；如在族内受气，则易造成族与族之间发生“械斗”。据报道称，2015年12月20日，在浙江永康市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一名公交车司机与一位乘客发生口角后将其刺死。然而事后，记者在对公交司机的同事的采访中却发现，其同事都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太震惊了”。同事说该司机“为人老实，上岗一年多没被投诉过”“性格温和，爱干净”“挺老实的，人蛮好，也没听说他违法犯纪的事情，怎么突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尤其是在一些公共服务性行业中，个体待遇不高，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又长，又必须时刻对服务对象保持微笑式服务，因而一旦在工作中被人激发，就很容易在一瞬间爆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