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这种忍让求和的心态还深深地渗入中国古代司法领域里，使得司法领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无讼”，以便和气生财、以和为贵。正如孔子所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不提倡大家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幼学琼林》卷四《讼狱》也说：“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这种“息争”的心态，使“和事佬”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的角色。[16]所以，谁要是一遇到小事就胆敢上公堂状告别人，极易被人视为“刁民”，而不像美国那样被视作有强烈依法保护个人权利意识的人。衙门里野草丛生，被认为是社会和谐的表现，而不会被视为地方政府不关心“民生”的铁证，由此导致中国人多不愿意发生面对面的冲突，遇有不同意见时，就容易做出勾心斗角、阳奉阴违、面和心不和等表里不一的行为，这或许是中国人常“窝里斗”的根源之一。因此，为了限制尚“和”心态的消极影响，现在一个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或许是：限制中国人尚“和”的范围，使之不渗进司法等不宜尚和的领域；同时，适度鼓励中国人参与双赢性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与合作。
（四）易导致说话办事隐晦含蓄
在一个以保持其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为主的社会里，其成员在人际交往中，讲究的是含蓄、委婉，话不能说得太透，所用的语言必定是相当含混、间接，并容许有多重解释的，才可以化冲突为祥和。而且中国人的语言用词笼统、含混，常常词不达意，又怕词太达意、太直白，而成为固定的“己”见，没有给自己或他人回旋的余地。在双方谈话时，太注意自我表达（怕别人挑自己的错）或不表达（隐藏自己），都会导致对所谈事情本身不能冷静地分析。因此，与西方人的“直”性子相比，中国人喜欢啰哩啰嗦、短话长说，或话不说死、说半句留半句。外国人来到中国，往往也因为中国人说话不那么干脆、留点弦外之音让对方揣度而如堕云里雾中。反过来，即使对别人提出的意见中国人也不会完全轻信其语言表达，还必须经过深层的解释，从而容易造成对人不对事以及不信任别人的行为现象。虽然中国人常把“有话直说”放在谈话的前面，但向他人“表达”自己的主张、诉求与评价时，人们实际上往往还是含蓄婉转，喜欢用模糊性的语言、间接的方式，即使对某人或某事做出批评，一般也会采取“先扬后抑”“先褒后贬”的做法，常用的句式是：“（虽然）……（以此肯定其优点），不过（但是、可惜的是或遗憾的是）……（以此谨慎地道出自己的真意）。”或多留有“回旋”的余地。例如，当他人向你提出意见或要求时，虽然你的内心想要拒绝，但为了避免尴尬，你往往会说回去考虑一下，或与某人商量一下，但一般这样就没有下文了，对方往往也会明白你的真实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