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下》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家要有所发展，就必须常常保持与外国斗争必胜之信念。不仅仅是国家，个人也是如此。个人也应常常保持为四周之敌所困、与之斗争必胜的意志，没有这种信念是绝不会有所进步发展的。[15]中国人过于崇尚“和”，忽略了适度“竞争”在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产生压抑，妨碍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有时为了“和”，甚至有委曲求全或掩盖矛盾之嫌，这又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
（一）易形成保守的心理
《论语·季氏》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些传统文化的教导，导致中国人为人处事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敢挑战权威，这是保守的思想观念，缺乏开拓和冒险精神。所以，传统社会鼓励人们进取、创新的制度寥寥无几，而鼓励人们安分守己的言论和举措倒是不胜枚举。而许多历史实践表明，创新者、改革者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而诸如“老好人”则被大肆宣扬。久而久之，中国人的创造力不断衰退，造成了今天这个民族在创新领域的落后。古代社会同后来的时代相比，的确算得上一个“和谐”时代，但这种和谐是通过压抑人的个体意志、净化人的欲望要求来实现的，因而是一种较为原始性的和谐。我们的先哲所倡导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在实际生活中已到了极度排斥竞争的地步，把和谐视为人类生存唯一可取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造成后来中国人缺少竞争意识、缺乏进取精神的重要原因。以排斥竞争来求得和谐，不仅消磨了个人的进取精神，而且还会造成社会的死气沉沉、停滞不前。正因为如此，古代封建社会才发展得如此缓慢；也正因为如此，一旦竞争被引入这样的社会中，从个人心态到群体心理都会感到难以适应。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这种沉闷的古典式的和谐必将被激烈的竞争所打破。
（二）易丢失独立人格
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主要强调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定位，内在隐含着平等的人际交往与互动方式，但实际上形成了以他人为中心的尚“和”心态。中国人有服从权威的性格，服从权威的性格是中国现代伦理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它在中国很常见，是一种服从支配的人格。长期对权威的信仰和接受，会导致一种膜拜心理，进而对权威盲目服从，容易让人因恐惧竞争而委曲求全，最终失去自我。其结果是个体缺乏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的能力，人云亦云。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所谓“天地君亲师”的模仿、认同与遵从，使得人们忽视了创造性发展的一面，个体容易丧失主体意识，更谈不上独立性了。这种盲目的服从，使得所谓内圣要求成为一句空话。这种心理强化了“靠”的依赖思想，不利于个体责任感的形成。这种依赖思想表现在所处生活圈的各种关系中，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思想意识潜移默化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信念时，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个体的依赖性、服从权威的人格。
（三）易导致处事隐忍退让
忍让一直是中国人最基本的冲突解决方式之一，尤其在个体面对纵向内团体的成员时，个体为了人际和谐会放弃个人目标而做出忍让的反应。但是一味忍让求和，容易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的碰撞与沟通，不利于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或许是中肯的意见或具有建设性的意见）的产生。在社会生活中，若一味求和，一味避免斗争，有时就会使善为恶所战胜，使人失去做人的原则而变得世故圆滑等。而且，为了达到集体和谐、集体团结，中国人往往不会过分坚持己见，甚至还会牺牲自己的原则。这种中国式“团结”观念以牺牲个体差异为代价，不利于个人的“个体化”。当这种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结构后，个体差异失去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导致“和”蜕变成“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