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中庸之道”妥善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大声疾呼：“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孔子把“中庸”视为最高的美德。《礼记·中庸》具体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所谓中庸之道，即待人接物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中国古人把“中庸之道”看作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它的基本要求是在视、听、言、动等方面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为此就要在内心品性上进行严格的修养，通过“正心”“诚意”“居敬”“慎独”等工夫，根除一切偏激过枉的情绪，压制或净化一切可能带来纷争的欲望，塑造“与人为善”“推己及人”“致虚守静”“和为贵”“为人谦和”“融洽和气”“仇必和而解”等精神品格，最后达到人与人、身与心、群与己、天与人的最高和谐（太和）。按照《易传》中的哲理，“保合太和，乃利贞”，求得了和谐，人们便获得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和谐意味着人对世界没有任何非分的欲望，意味着清心寡欲、安贫乐道、与世无争、与人无争。自然经济时代的物质匮乏似乎可以通过这种精神上的和谐去弥补和平衡，“安分守己”的为人之道可以外化为互相谦让、和平相处的人际关系之和谐。[30]当然，“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这样的境界，其实是一种很难企及的道德理想。孔子就曾感叹：“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人们在行事上，要么“狂”（过），要么就“狷”（不及），能够“发而皆中节”的，实属凤毛麟角。鲁迅曾说，中华民族常常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其实行事总是偏激。历观古今，“中庸”真是难得很。中国人有时也奉行“中庸”，但那是一种“伪中庸”。“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和稀泥”而已，对什么事都来一个模棱两可，不做决断。真正的“中庸”不易得，便出现了骑墙派的和事佬。
从人际交往的角度看，行中庸，就是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要把握好“度”。儒家思想特别强调做事要恰到好处，即要适度，过犹不及。这样的思想出现在很多儒家经典著作中，如《礼记·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是，儒家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即恰到好处最好，又指出“和”的模式或者说其内容是要根据具体情况不断修正和调整的。孔子甚至把中庸称为“至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穷尽、不绝对，凡事留有余地，追求整体的平稳和谐，这是中华文明韧性的由来，也是中国人惯常的处事准则。儒家哲学谓之为中庸之道。但是，中庸之道并非一些人们所谓“折中主义”、妥协主义，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高级哲理、政治哲学与人生智慧。在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中，无原则的折中调和就说明没有摆正立场，没做到“不偏不倚”；而处理问题如果操之过急或迂缓，就说明违背了无过无不及的方法论原则。儒家先哲非常注重处理问题时的“度”，过头或不及都是违背“中庸”的，因此才有“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的说法。它要求人们摒弃“过”与“不及”（或者说“左”与“右”）两个极端，以不偏不倚、中正客观的整体立场来看待与处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