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罗诺夫指出:“俄国的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主要起源于欧洲……在基辅时期, 俄国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 接受了基督教和文字。后来数百年不利的外部和内部条件虽然阻碍了俄国沿着欧洲道路发展, 但欧洲模式却从未彻底消失, 也并未被其他模式所替代。……从历史的角度看, 俄国基本上是沿着欧洲发展的道路前进的, 只是比欧洲迟了一步。”而且, 正如拉伊夫说的那样,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 “俄国与俄国文化欧洲化的愿望已被内在化了”。西方文化深深影响着俄国, 其中, 法国的启蒙思想和德国浪漫主义及其古典哲学影响尤大。
米罗诺夫宣称:“1825—1850年, 在俄国知识团体中盛行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对俄国的影响更大, 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 分别在19世纪初期、中期、后期深刻影响了俄国知识界, 尤其是谢林和黑格尔, 其中谢林影响更大, 以致著名作家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兴奋地谈道:“在19世纪初, 谢林就像是15世纪的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1451—1506)一样, 他为人类开启了他自己内心世界的未知部分, 在这个未知区域内, 他的寓言和传说, 就是他心灵的全部!跟哥伦布一样, 他发现了他并没有打算去探索的事物; 像哥伦布一样, 他唤醒人们对看上去无法逾越的困难抱有希望; 他仍然跟哥伦布一样, 为人类活动指明了新的方向!于是所有的人都奋力扑向了这个神奇而美妙的王国。”
与此同时, 19世纪俄国文学也继承了本国民间和书面的文学和文化传统, 并在此基础上融合西欧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独具的特色。其中, 特别值得一谈的有四个方面。
一是与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日耳曼人的《尼伯龙根之歌》并称为中古四大英雄史诗的《伊戈尔远征记》, 这部作品首次在俄国文学史上明确地反对个人英雄行为、宣扬集体团结、表现爱的力量[3], 这成为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普希金的叙事诗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是俄罗斯文学中有一种很有特色、影响深远的公民诗歌, 它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 强调履行公民职责, 歌颂尽忠报国, 描写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重大事件; 第二, 和一切阻碍祖国顺利前进的东西作斗争, 具体表现为:关心人间苦难, 抨击社会乃至宫廷里的专制与黑暗。这种诗歌由康捷米尔(1708—1744)奠基, 经过罗蒙诺索夫(1711—1765)、苏马罗科夫(1717—1777)、杰尔查文(1743—1816)、拉吉舍夫(1749—1802)等人的继承和发展, 到19世纪, 终于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 出现了由普希金、涅克拉索夫以及雷列耶夫等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人”诗人的作品构成的公民诗歌, 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