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早就指出:“通常认为尼古拉的统治是反动的, 它不但反对12月14日人士所宣布的企望, 而且反对过去的整个执政方针。可是, 这种议论未必十分公正。”比如说, 尼古拉一世在1847年颁布法律, 允许那些因还债卖掉的领地上的农民带着土地赎身, 1848年又颁布法律, 赋予农民拥有不动产所有权的权利, 而“显而易见, 所有这些法律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此以前, 贵族阶层当中盛行的观点是, 农奴同土地、工具等一样, 是占有者普通的私有财产。所以, 把农奴当作物品进行日常交易时往往忘掉了这样一种观念, 即农民不可能成为这种私有财产……这些法律把占有农奴的权利从民法范畴划归国家法范畴, 所有法律宣布一个观念, 即农奴本人不是私人的普通财产, 首先他是国家的臣民。这是一项重要的成果。这一成果本身就能证明尼古拉为解决农民问题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是有效的”。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也认为:“在尼古拉统治末期, 俄国形成了一个高级法律官员的预备队伍, 他们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 有资格指导并执行法庭的决定。至此, 一个‘规范’国家的框架第一次成型, 这也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因此, 暂且不论尼古拉在个人集权问题上的倒退, 就其自身而言, 他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政治家。”亚历山大二世时期, 俄国更是全方位地走上了现代化进程。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 尽管采取了高压政策, 但现代化的趋势早已不可阻遏, 俄国社会逐渐走向公民社会。
即便是一向被人们诟病的书刊检查制度, 也并非是毫无可取之处。首先, 担任书刊检查机关负责人的, 不少是一些视野开阔、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的作家或诗人, 如冈察洛夫、丘特切夫等, 他们的思想颇为开明, 而且也懂得艺术。其次, 从另一角度来看, 书刊检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它过滤了一些艺术性太差的非文学作品, 阻挡和否决了一些过于露骨或过于直接因而也缺乏艺术性的宣教之作, 迫使反映现实甚至反对政府的作品以更隐晦更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学的基本品位, 促进了作家们更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表达, 因此提高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
上述两方面再加上俄国教育的逐渐普及、紧随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的较大发展, 使得19世纪的俄国作家能够完全以开放的心态, 接受本国和外国的文化和文学, 并熔铸成独具俄国特色的文学作品。
19世纪俄国文学是在综合融汇本国和西欧文化与文学的基础上, 形成俄罗斯民族的独特风格并自成体系的, 也就是说其文学渊源, 包括西方渊源和本国渊源两个方面。
西方文化和文学深深影响着俄国, 不仅仅是拜占庭和东正教, 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和文学, 德国的古典哲学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 还有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 18世纪的启蒙主义, 18世纪后期兴起的感伤主义、浪漫主义, 19世纪的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 都在俄国开花结果。其中, 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德国浪漫主义、英法现实主义对俄国19世纪文学的影响尤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