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罪》通过贵族青年别里托夫、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费尔斯基和农奴出身的姑娘柳博尼卡之间复杂的爱情故事及其悲剧, 表现了爱情与当时社会道德之间的剧烈冲突。平民青年克鲁齐费尔斯基到退职的将军家里做家庭教师, 爱上了主人的私生女柳博尼卡, 结婚后迁居N城, 在一所中学任教。4年后, 年轻贵族别里托夫到该城参加贵族选举, 与柳博尼卡两情相悦产生热恋, 结果克鲁齐费尔斯基因此而颓废酗酒, 柳博尼卡重病即将死去, 别里托夫则永远出走国外, 酿成了人间惨剧, 由此尖锐地提出究竟是“谁之罪”的问题。小说通过三个青年的感情纠葛和人生悲剧, 形象地指出:正是专制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社会生活, 造就了知识分子软弱无能的性格:克鲁齐费尔斯基因柔弱而颓废酗酒, 别里托夫虽有教养但无法适应现实生活, 从而借婚姻恋爱问题批判了当时的专制制度。其中, 别里托夫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又一个“多余人”, 是奥涅金、毕巧林到罗亭之间的中介。《谁之罪》作为赫尔岑40年代创作的著名“问题小说”, 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 其深刻的分析精神、嘲讽的叙事风格, 对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有明显的影响。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包括日记、传记、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 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文化生活, 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把重大社会事件与作家个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内容相当丰富, 文笔生动活泼, 往往把感情化成文字, 把思想化为形象, 使用幽默辛辣、感情色彩极强的文字, 虽为自传性文学, 却能在塑造人物和描写环境方面做到典型化, 寓**于记叙之中, 从而集文学性、史料性、思想性于一身, 对后世的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较大影响。
继1825年12月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 沙皇政府在1826年设立了第三厅, 对进步思想进行钳制, 随后又开始弘扬国粹主义, 鼓吹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精神。19世纪40年代, 农奴制陷入了危机, 社会矛盾开始变得异常尖锐。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 富有责任感的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职责。
恰达耶夫(1794—1856) 1836年9月底发表于《望远镜》杂志第15期上的《哲学书简(之一)》影响巨大而深远。在这封哲学书简中, 他彻底否定了俄罗斯的一切:“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 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 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 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 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 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 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 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 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 我们的环境中, 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 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 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 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
本来, 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 俄国的民族意识已空前觉醒, 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 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类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思考和认识。恰达耶夫的这封哲学书简, 更是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深入思考乃至激烈争论。于是, 在此背景下, 俄国思想界出现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两大分歧的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