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介之对此时期的总结是: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1907)失败后, 当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忙于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力图从政治上、组织上鼓舞人民再度奋起时, 高尔基却以对革命失败的痛苦思考为起点, 转入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的剖析, 提出重铸民族灵魂的重大课题。他着意以一种历史、土地和人民相统一的文化观念来考察他所挚爱着的俄罗斯民族, 力图发现民族性格中的强弱两个方面及其与民族历史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 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 并没有中断高尔基的追寻, 反而又把革命与文化的关系这一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加入他的思考中。这一探索过程一直延续到1924年。前一阶段创作中改造社会环境的呐喊, 已开始被改造“人”自身的呼唤所替代。经由揭示民族灵魂的面貌, 促进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诞生, 成为贯穿这个时期作家全部创作的鲜明意向。如果说, 《没用人的一生》和《夏天》还只是第一次革命的独特回音, 《忏悔》还表明作家试图通过高扬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性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信心; 那么, 从《奥库罗夫镇》开始, 高尔基便以“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体三部曲”、《罗斯记游》《俄罗斯童话》《日记片断》《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等一系列作品, 绘制了一长幅俄罗斯民族风情画、民族心理解剖图。这些作品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俄罗斯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何以如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它们共同记录了高尔基在民族文化心态批判这一总体方向上艰难跋涉的足印。这个时期是高尔基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 纯熟洗练的描写艺术, 行云流水般优美自如的叙述语调, 体现着作家忧患意识的沉郁的风格, 一起显示着作家新的美学追求与杰出的艺术才华。
高尔基中期作品记录了作家在民族文化心态研究这一总体方向上艰难跋涉的足印, 是高尔基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 作品故事性的弱化, 情节结构上的开放性、剪辑性特点, 洗练、平易、恬淡、冷峻的语言风格, 显示着作家新的美学追求与杰出的艺术才华。
晚期创作(1925—1936):高尔基在国外期间, 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文学与社会生活。1924年列宁的逝世, 曾给他以强烈的思想震动。1928年5月, 他曾回到阔别七年的国内小住, 10月返意大利, 以后每年(除1930年未回国外)几乎都在相同的时间内往返一次, 直至1933年最后回国定居。面对国内的现实, 他既为经济建设的某些成就而高兴, 又为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而忧虑和痛心。为保护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和干部, 伸张正义, 为了文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他同极左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终于力不从心。晚年除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特写、政论、评论文章外, 还著有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和史诗型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因此, 这个时期主要作品就是两部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是一部俄国资本主义的兴亡史, 在从19世纪中叶俄国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这五十多年的广阔历史背景上, 描写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变迁, 从心理和道德角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必然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