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的主题, 张冰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容否认, 《卑劣的小鬼》深受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但作者笔下并非单纯的讽刺, 而是带有淡淡的浪漫主义的怪诞和讥嘲, 因而使得小说更像是一部神话, 一部关于人的理性如何堕落, 世界怎样回归混沌的神话。”“索洛古勃在这部小说中, 一反俄国19世纪经典文学‘小人物’形象画廊的主旨; 在他笔下, 因自己缺陷而深陷于不幸中的小人物其实是小市民形象, 这正体现了人的异化问题。米·巴赫金曾断言:《卑劣的小鬼》‘堪称20世纪的小说精品。这是一部极好的小说, 很深刻、很有意思, 几乎是部预言性小说……’彼列多诺夫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主人公, 而是‘反面主人公’。整部小说犹如他疯狂的呓语。彼列多诺夫的‘自撰性’表现为小说情节是以他在癫狂状态下所说话语写成的, 这种话语姿态的优势地位使得连现实也屈服于其脚下。对现实的否定在这部小说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卑劣的小鬼》的作者力求实施一种‘个人的毁灭行为’, 他描写了世界之恶(这可以说是作者的一个艺术发现); 揭露和描写总是包含有疏离和毁灭的成分。”
由于小说达到了高度的象征性, 具有多种揭示的可能性, 以上各种解说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甚至它们可以相互并存。
索洛古勃的作品不仅展示现代人荒诞的生存, 而且描写了现代人在此荒诞的生存中力图抗争, 寻求生的意义和价值——表现为创造神话。切鲍塔列夫斯卡娅指出:“把索洛古勃的创作在总体上说成是悲观主义的, 这是非常不公正的, 因为诗人在指出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不完善(《编造的传说》)的同时, 经常呼吁通过幻想和建立功勋的途径来改造野蛮的生活。”俄罗斯当代学者阿格诺索夫等也指出:“同时代人常常把费·索洛古勃与安·帕·契诃夫相比, 认为他们俩都是平庸鄙俗的敌人。如果契诃夫看到摆脱困境的出路是在遥远的但完全是实际的现实中, 那么在后代成长的樱桃园中, 索洛古勃是把创作的传说与丑恶的现实对立起来的, 因为, 用作家本人的话说, ‘艺术是从现实世界向理想世界的无比向往, 是永久的渴望欣喜, 是从日常生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因此, 索洛古勃创作的主旋律是在荒诞的生存中创造神话, 由比较矛盾的对立面构成:一方面, 深感生存的荒诞、人生的无奈甚至无意义, 有强烈的宿命感、虚无感和死亡意识; 另一方面, 又奋力抗争, 甚至不惜以恶的形式抗争, 竭力追求希望, 哪怕是有毒的希望, 试图以文学作品创造甜美的神话, 守卫性灵、诗意和纯美, 看护精神家园。这两个方面, 既对立又统一, 构成索洛古勃创作的立体画面, 在其诗歌和小说中都十分突出。
索洛古勃诗歌创作的一个方面, 如前所述, 具有颓废、虚无、宿命的一面。但它不应掩盖或遮蔽其创作的另一面——抗争乃至超越的一面(他的抗争甚至以恶的形式出现, 带有恶魔主义的色彩。对此, 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 不再赘述)。他不甘就此默默无闻地死去, 他奋起抗争, 竭力追寻希望, 哪怕这希望是有毒的火罂粟, 如《火红的罂粟》:
在阒然安谧的幽境里, /有一朵火红的罂粟, /一个人把这燃烧的花儿擎举, /在黑暗中趑趄行路。//它远近不定忽大忽小, /多像无言的灯标!/难道真是那红光闪烁的记号, /在我的视野中动**飘摇?//在阒然安谧的幽境里, /有一朵火红的罂粟, /上帝啊, 请赐给我这枝花吧, /它能拯救我走出迷途。(吕宁思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