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洛克在概括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 曾把诗歌探索分为三个阶段:神秘主义的“正题”阶段(1900—1904, 包括《黎明前》《美妇人集》《岔路口》三个组诗); 怀疑主义的“反题”阶段(1904—1907, 包括《大地的气泡》《城市》《白雪假面》《自由的思想》等组诗); 最后的“合题”(或“综合”)阶段(1908年以后, 包括《可怕的世界》《报应》《竖琴与小提琴》《卡门》等组诗), 而处于每一阶段中心的, 是关于俄罗斯的诗歌。他认为自己的全部创作好似一部完整、宏大的“抒情三部曲”, 他在其中描述抒情主人公“我”的道路:从最初的“和谐”走向“混乱”与“悲剧”, 再走向为“美”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走向新生活与新俄罗斯的创造。阿格诺索夫等学者支持诗人自己划分的这种“人化的三部曲”(从瞬间耀眼的强光——穿越必经的沼泽林——奔向绝境、奔向诅咒、奔向《报应》——到“社会之人”的诞生、艺术家的诞生、直面世界的勇士的诞生……), 我国郑体武、李辉凡、张捷、李毓臻等学者也尊重诗人自己的这种划分。
我们认为, 前两种分期法过分注重社会现实政治内容, 而忽略了作为一个诗人对美的追求及其内蕴的复杂性(如科瓦廖夫等彻底否定象征主义, 认为勃洛克后期完全摆脱了象征主义, 而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 而勃洛克自己的概括则比较准确。但我们认为, 任何一个诗人不可能生活于真空之中, 尤其是作为一个世纪之交的诗人, 作为一个置身于多次动**与革命时期中的诗人, 何况俄罗斯民族有很强的救世、公民意识, 勃洛克又从小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等救世主义及涅克拉索夫(他从小熟悉涅克拉索夫, 青年时曾一度熟读涅克拉索夫, 深受其影响)公民意识的影响, 因此, 他的诗歌创作是先锋精神与公民精神的融合, 只不过在早期先锋精神突出一些, 在后期公民意识浓厚一些而已。但他最好的诗往往是这两种成分的有机融合。
先锋精神主要指当时最前卫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潮。勃洛克与索洛维约夫一家是亲戚关系, 往来颇多。他十分了解早逝的弗·索洛维约夫的哲学思想, 同时又受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宗教救世观念的影响, 而弗·索洛维约夫的影响更大一些。弗·索洛维约夫的“两个世界”学说、“永恒女性”观念、道德纯洁理论对勃洛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勃洛克早期的诗歌几乎完全笼罩在弗·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之下。如《美女诗草》本是写他对门捷列娃的爱恋之情, 但他以弗·索洛维约夫的理论为蓝本, 把门捷列娃神秘化、理想化, 变成“永恒女性”, 变成美与理想的化身, 从而使这一形象既实又虚, 达到了一种极其神圣纯洁的高度。与此同时, 他又接受弗·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及勃留索夫等的影响, 大量采用象征主义的各种手法, 沉入自我心灵, 从而使哲学思想与象征主义有机融合, 体现了极为突出的先锋精神。
公民意识在俄国根深蒂固, 它具体体现为爱国热情、人道情怀、个性独立。《伊戈尔远征记》早已初步奠定了这方面的基础。而法国古典主义文学17、18世纪在俄国的盛行, 更是明确强化了这一点。古典主义文学要求热爱祖国、尽职尽责, 即使感情与爱国发生冲突, 也必须以理智克制感情, 克尽义务。19世纪普希金、“十二月党人”诗人、涅克拉索夫及“民粹派”在这方面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使公民意识高扬到了极点。科瓦廖夫等指出, 勃洛克正是在这深厚的文学文化传统中培养了很强的公民意识, 并因此而深深影响了青年诗人叶赛宁:“勃洛克关于抒情诗的自我表白性, 关于抒情诗中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不可分割以及关于诗人的公民责任感等看法是叶赛宁所共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