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凡、张捷指出, “扎米亚京禀性固执、内向, 从小养成一种叛逆性格, 对一切束缚个人、妨碍个性发展的事物深恶痛绝”, 因此而形成一种异端、反抗的精神。阿格诺索夫等进而指出, 正是这种“异端、反抗的精神决定了扎米亚京的生活态度和文学立场”。在社会生活方面, 他希望做一个完全独立自由的人, 而在他看来革命后仍无个人的自由可言:“昨天, 有沙皇, 并有奴隶; 今天, 没有沙皇, 但奴隶依然存在……我们曾经历了群众受压制的时代; 我们如今生活在以群众的名义压制个人的时代……”在文学方面, 他提出:“真正的文学不是由那些忠于职守的、政治上可靠的官员创造的, 而只能是由那些疯子、隐士、异端分子、幻想家、叛逆者、怀疑论者创造的。如果作家应当是一个明理的人, 应当是一个天主教的虔诚信徒, 应当是有益于今天的人, 那么他就不能像斯威夫特那样去鞭挞所有的人, 不能像阿纳托里·法朗士那样去嘲笑所有的人——那样, 就不会有青铜文学, 而只有文牍式的和报刊的文学, 这种文学今天大家读它, 明天就拿它去包黏土肥皂了。”并且宣称:“应该在今天就异端地谈论明天。异端者乃是医治人类思想之熵的唯一的苦口良药。”甚至认为“有害的文学较之有益的文学更为有益, 因为它是反熵的”。在《关于现今的和现代的》这篇文章中, 他指出:“真话,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最最缺乏的。作家撒谎成性, 习惯于讲话瞻前顾后, 畏首畏尾。因此, 大多数的文学作品甚至没有完成今天历史所赋予的最基本的任务:看清我们这个奇妙、独一无二的时代, 看到它所有的丑恶和美好的方面, 记录下这个时代本来的面目。”这样, 他便致力于采用独特的艺术手法, 描写当今时代所有的丑恶和美好方面, 记录时代的本来面目。
扎米亚京在被称为其文学宣言的《我害怕》《天堂》《关于现今的和现代的》等文章中提出, 19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包括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现实主义(他也称为“合成表现主义”)三个阶段。19世纪末是现实主义阶段, 它以日常生活描述为基础, “它的宗教是大地, 它的上帝是人”; 20世纪初是象征主义阶段, 这是神秘主义通向浪漫主义的桥梁, 它脱离大地和人, “到天上去寻求问题的答案和悲剧的结局”, 但具有洗练的艺术形式和完美的写作技巧; 20世纪20年代则是综合了前两者的新现实主义阶段, 这是“胜利、健康、强大的新文学”。他说:“俄国文学这条现实主义、现实生活大道, 已被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巨大的车轮碾压得油光锃亮了, 所以我们应该摆脱现实生活; 而勃洛克、别雷又把象征主义的轨道经典化到至尊至圣的地步, 所以我们应该走向现实生活”, “20世纪20年代以后, 替代象征主义的应该是综合的新现实主义——它既继承过去现实主义特征, 又容纳象征主义特征”, “新现实主义是幻想和现实的综合……是一种合金”, 或一种合成主义, 而“合成主义采用的把各个方面完整而统一地混合在一起。在这里, 世界的各个部分被镶嵌在一个时空的框架中, ——任何时候都不是偶然的; 它们由合成主义给锻接在一起, 不管是近还是远——但这些部分的光芒必定汇集在一点上, 各个部分——任何时候都形成一个整体”。所以, 他一方面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现实主义作家学习, 一方面又汲取索洛古勃、别雷等象征主义大师的精华, 以自己独特的哲思与情感灌注其中,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寓言性的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