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特切夫的母亲虔信宗教, 他早年受母亲的影响, 有较强的宗教意识, 青年时代受谢林哲学等的影响, 形成了泛神论乃至近似无神论的观念, 他在《我喜欢新教徒的祈祷仪式》《灵柩已经放进墓茔》等诗中对宗教进行了讽刺, 但他毕竟无法彻底摆脱宗教的影响, 这首诗就是一个例子。进行终极思考的诗人, 思考到世界和人的极限以及人存在的意义问题, 而这是科学和其他哲学无法解答的, 于是, 又回到唯一能解答这一问题的宗教上来——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 唯有上帝及其审判才是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
为了表现自己深邃的哲理和超前的思想, 丘特切夫大胆创新, 使用了一些独特的艺术手法, 以便使自己的哲理抒情诗更富艺术性。丘特切夫被俄国象征派奉为祖师, 其诗歌在艺术方面多有创新,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多层次结构。既然自然是可见的精神, 精神是不可见的自然, 自然与人心息息相通, 人的每一脉情思都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对应物, 那么, 丘特切夫就可以让自然景物与人的情思并列出现, 形成俄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对喻”。现代人思想复杂、混乱, 心灵的活动极其复杂, 具有多种层次, 揭示它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既可以采取通篇象征, 也可以把思想隐藏于风景背后。
象征派注重暗示、联想、对比、烘托等艺术手法, 主张寻找“对应”(波德莱尔)、“对应物”(庞德)或“客观的关联物”(艾略特), 认为人的精神、五官与世界万物息息相通, 可见的事物与不可见的精神互相契合。而丘特切夫的诗歌创作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同一哲学”的影响, 谢林认为, 自然是可见的精神, 精神是不可见的自然, 自然与人的智性和意识是一回事。这样, 丘特切夫在创作中就能把自然与精神融为一体, 从而在无意中与象征派的诗歌理论暗合。
由于自然与精神是一回事, 又重视直觉, 丘特切夫的诗跟象征派诗歌一样, 出现了客观对应物, 出现了象征, 形成了多层次结构, 并产生了多义性, 从而形成了其诗歌特有的多层结构与多义之美。
丘特切夫诗歌创作中的多层次结构大体以三种方式体现出来:出现客观对应物, 运用通体(又称通篇)象征, 把思想巧妙地隐藏于风景的背后。这在当时的俄国诗坛, 的确是前无古人的“绝对独特的创作手法”。
在“俄国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笔下, 大多是客观的白描和主观的抒情, 即使在诗歌中运用某物作象征, 也仅仅像一颗流星, 在全诗中一闪即逝, 并未构成通体象征, 他的某些诗, 如《致大海》《囚徒》《毒树》等, 象征虽出现于全文, 但象征手法不够成熟, 过于显露, 并未构成多层次结构。茹科夫斯基喜欢用象征, 他的诗作充满了朦胧的幻想, 但他的象征也较为明显(如前述之《大海》), 很少能构成多层次结构。莱蒙托夫则有所发展, 在他那里已有较好的通体象征或多层次的诗, 如《帆》和《美人鱼》(详见莱蒙托夫专章介绍)不过, 莱蒙托夫的这类诗毕竟为数极少。只有到了丘特切夫, 客观对应物与通体象征才大量在诗中出现, 并形成多层次结构, 产生了多义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