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帕特里克手记》(1936)更是这一变化的典型标志。汪介之指出, 小说从主人公帕特里克·日乌利特的视角, 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前两章讲述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到十月革命前这一时期乌拉尔小城尤里亚金和这个县里的故事, 后四章则以回忆的笔法铺叙20世纪初期至1905年革命时期莫斯科的生活, 刻画了诸多知识分子、工人和市民的形象, 再现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后的时代氛围。1916年前后作家本人在乌拉尔山区的经历和印象, 是小说情节的基础; 而1931—1932年间赴高加索的短期旅行生活, 以及这两段经历之间的大量见闻和感受, 则进一步充实了他的艺术构思, 使得他以一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目光审视这些年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 沉思它们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事件、场景和情节, 后来都以变化了的形式进入《日瓦戈医生》中。乌拉尔小城尤里亚金, 便是《日瓦戈医生》的情节得以展开主要环境之一。主人公和故事叙述者帕特里克·日乌利特(Живульт)就是日瓦戈(Живаго)的雏形; 而且这两个形象的名字都源于名词жизнь(生命、生活), 显示出作家对个性生命、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贯重视。女主人公伊斯托明娜的形象, 上承《柳维尔斯的童年》中的叶尼娅·柳维尔斯, 下启《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 成为帕斯捷尔纳克笔下女性形象画廊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亚历山大·格罗梅科、安冬宁娜(冬尼娅)·格罗梅科等形象, 后来都几乎“原封不动地”进入《日瓦戈医生》中。那位言辞锋利的“驻克雷姆日的军事专员”维亚赫里谢夫, 则可视为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雏形。可以说, 至此, 《日瓦戈医生》已呼之欲出了。正因为如此, 作家认为这篇小说对于自己“极端重要”, 并希望在其中达到普希金式的简洁。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因为当作家的朋友皮里尼亚克等人当年在聆听他朗读该作品时, 获得的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简洁的句式”, 朴实无华, 甚至称其“遵循契诃夫的方式”。
40年代, 他在艺术方面进行了更大胆的探索和转变。顾蕴璞指出, 他和阿赫玛托娃一样, 后期(1940年以后)的诗越来越单纯、质朴, 似乎又回到了普希金的传统, 传承并丰富了同样以大自然为诗魂的丘特切夫的传统:如果说丘特切夫的自然诗在和谐音中常夹杂着紧张、冲突的不和谐音, 那么, 帕斯捷尔纳克的自然诗便是人和自然的单纯互动和质朴交融的艺术结晶。
诗集《在早班列车上》(1943)堪称其创作的一个更大的转折点, 是其变化的集中体现, 不再是物而是人物成为诗歌的主题, 语言也转而简洁明朗, 不再沉湎于过去那种以“我”为中心的晦涩、渺茫的描绘, 而努力表现“我们”式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活动。这一转变是如此之大, 以至使他宣称:“我不喜欢我1940年以前的风格。”此后, 他出版了诗集《辽阔大地》(1945)、《长短诗选》(1945)、自传性特写集《人与事》(1956), 创作了诗集《雨霁》(一译《何时天晴》)等, 马克·斯洛宁指出, 这些作品致力于表现“事物的统一性、人与宇宙之间的联系、把人类命运理解为举世的典范”, “诗人是发言人, 是宇宙的创造精神的旗手”。在艺术上则继续走向简洁、晓畅甚至平淡, 并且, 在其晚年创作的诗歌和小说中都形成了平淡无奇的艺术特点。[2]这一特点在晚期诗歌的社会诗、自然诗、爱情诗、哲理诗中都突出地表现出来, 社会诗如《比傍晚还阴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