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复和艰涩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举世公认的特点, 表现为:一是生僻词多而广(涉及生活的辽阔领域); 二是句法复杂难析, 时不时挑战规范; 三是隐喻过密, 联想怪异。这是由于受时代(即艺术创新至上主义的白银时代)的思潮影响, 为提高诗的感染力而在“陌生化”原则下在夸张和隐喻化方面走过了头, 背离了他终生追求的艺术的最高境界——“闻所未闻的单纯”。不过, 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 他越来越悟到复杂与单纯相反相成的规律, 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达到单纯这一境界, 在一定程度上返回到普希金、丘特切夫等经典作家的传统上来。在他这种境界的诗中, 单纯并非简单, 也并不排斥繁复, 而是单纯与繁复的特殊交融, 即繁复中的单纯。繁复中的单纯,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 繁复永远是手段, 单纯才是真正的目的。
短篇小说《空中通道》(一译《空中线路》《空中路》, 1924)依旧采用现代主义的方式, 跳跃式地写了海军军官波里瓦诺夫和廖丽娅的几段生活, 而“空中通道”则是回忆性思维等的象征。自传体散文集《人与事》也把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运用到自传体散文中, 跳跃而又新奇地写出了1900年至1930年4月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三十年间作家的见闻和经历。
与此同时, 帕斯捷尔纳克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史诗形式, 以个人生活经历为主要题材, 把历史、现实和个人命运结合起来, 这种史诗能够容纳主观色彩强烈的抒情内容。1925年, 他着手写作长篇诗体小说《司佩克托尔斯基》(一译《斯别克托尔斯基》), 它通过极大的自传成分表现现实, 揭示历史。把历史、现实和个人命运结合起来的作品还有组诗《高尚的疾病》、长诗《一九○五年》和《施密特中尉》。《高尚的疾病》主要描写了革命和革命领袖列宁, 同时还思考了新时代诗人的使命; 后两部长诗则描绘了1905年俄国革命, 以及个人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命运。因此, 高莽指出:“这期间, 他的注意力转向表现社会历史题材上。他先后写成长诗《崇高的疾病》(1924—1929)、《一九○五年》(1926—1927), 《施密特中尉》(1926—1927)和诗体小说《斯别克托尔斯基》(1925—1931)”, “这时以哲学家的头脑分析现实, 用艺术手法描绘俄罗斯革命的历史”。在这些作品中, 他走出写景抒情的老套, 开始关注重要的社会题材。他一方面相信革命的正义性, 另一方面则对革命暴力持怀疑态度。这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但与帕斯捷尔纳克深心处的艺术观毕竟并不十分切合。在文体风格方面, 他也开始在奇诡多变的现代风格中注入平淡、朴实、自然的语言。1930年的小说《帕特里克手记》, 更是艺术探索与转变的明显标志。作家认为这篇小说对自己“极端重要”, 他在这篇作品中遵循契诃夫的方式, 并希望在其中达到普希金式的简洁, 一改此前《柳威尔斯的童年》《空中路》等小说的现代语言与风格, 而采用了简洁的句式和朴实无华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