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俄国文学, 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即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开始, 到果戈理的《外套》打下坚实的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全都来自《外套》”), 并贯穿整个俄罗斯文学。20世纪文学, 进一步关心下层人民的不幸。如左琴科的幽默讽刺小说, 以往都认为只是讽刺、揭露丑恶的一面, 其实它还包含着对小人物的深深同情。俄国文学有源远流长的揭露、讽刺小市民和市侩习气的传统。马克·斯洛宁指出, “在19世纪40年代, 亚历山大·赫尔岑曾给‘市侩阶层’下了这样的定义:‘少智缺德的小人。他们自命不凡, 愚昧无知, 残酷无情和俗不可耐。’从果戈理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 俄国作家们一直在揭露披着各种伪装的‘市侩阶层’”; 左琴科继承了这一传统, 其“讽刺作品专门描写无聊的人, 也就是俄国人常常称之为‘市侩’的那种卑鄙的、胸襟狭窄的中下层社会的市民。”李莉进而认为:“他的小说犹如灰色的日常生活的场记, 个个庸常故事都能烛幽索微, 小人物的愚昧无知、懒惰保守、阿谀奉承、庸俗无聊、虚荣自私等等世相, 也都被放大具显, 如在目前。”然而, 在揭露的同时, 往往也包含着作家的同情。左琴科在《青春复返》中说过:“没错。我写的是小市民。是的, 我们是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小市民, 但我大体上塑造的是一个集合的形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小市民、私有者和贪婪者这样那样的特点。我往往将这些特点集合起来, 放到一个人身上, 于是这个人物对我们就熟悉和似曾相识了。”这段话, 一方面说明了作家塑造形象的方法;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他指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小市民的特点, 这是人性的弱点, 正因为如此, 作家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 并非单纯的揭露和讽刺, 而是要帮助人们认清自身的小市民习气, 从而摆脱束缚, 坚定对自身的信心。因此, 他的幽默讽刺小说才超越了以往文学中对小市民的简单讽刺和揭露, 在揭露和讽刺的同时多了一份怜悯、忧伤、宽容和同情, 从而昭显了作家的人性关怀,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讽刺而达到了真正的幽默境界。对此, 李莉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她指出, 一方面, 左琴科小说的佳胜处, 就在他通过切近而又能作用于人心的“无限深渊”——普通生活的日常形式和小人物庸常人生的当下追求, 在纵横交错的社会之网中, 直达人性的深处, 致力于传达人物内心的幽微奥秘, 于审丑的幽默小说中寄寓对人性本质的深刻认识, 对小人物的实际生存状态的真切感受; 另一方面, “左琴科的人物”与环境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 把那个时代社会基层的复杂关系和生态呈现出来, 从彰明人物两难的生活处境起始, 直达生存意义极限的人生体验。“于嘻笑诙谐之处, 包含绝大文章。”如是, 庸常故事包含了认识和认同两个方面, 认识的自然是这些小人物所代表的人性的悖谬, 认同的则是他们作为人的生存本能。左琴科式的幽默对人性的可笑、可叹、可怜的洞悉, 以及建立在这种洞悉之上对同类的宽容和关怀, 使其幽默成为深刻而非尖刻。真正的幽默总是包含了宽容, 总是根植于对人性的透彻了解, 总是给予一种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关怀。20世纪50年代后, 随着反“个人崇拜”的兴起, 对普通人的关注和描写更成为重要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