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 在丈夫远离的日子以及在国外生活的日子, 她的生活都很艰难, 不仅要靠写作挣钱养家, 还经常要花大量的时间从事家务劳动, 尤其是在与丈夫分离的那些年里, 她不仅要独自挣钱抚养两个孩子, 还要承受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每天天刚蒙蒙亮, 就得起床, 劈木柴, 生炉子, 在冰冷的水里洗土豆, 削土豆皮, 煮土豆, 收拾房间, 打扫, 擦拭, 洗衣服; 整天忙碌, 只有到了夜间, 才有一点点写作时间。1921年她致信阿赫玛托娃:“生活复杂。我仍在挣扎, 因为知道自己还活着……挣扎, 整天为别人操劳。离开艰难就难以存活——对此我感到难以言喻……我挤时间写作——仿佛得到奖赏似的。诗歌——是奢侈品。总有一种感觉, 我没有权利写作。”而“茨维塔耶娃在捷克的生活环境偏僻孤独, 类似‘监狱’, 她强烈渴望跟外界进行交往, 渴望向人们讲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况”。生活条件更是简陋而艰辛:“两个小房间——小到不能再小, 墙壁上挂满了铁炉子的烟筒。所有的家什都明摆着, 一走动就磕磕绊绊, 甚至会碰倒什么东西。铁锅饭碗、几张凳子、洗脸盆、箱子、东西都很肮脏, 让人看了就生气。单是那些笔记本就没有地方存放。吃饭、写字使用同一张桌子(丈夫写博士论文《圣诞节的圣像画研究》, 阿莉娅做法语翻译练习, 我匆匆忙忙地写《捕鼠者》)。”(安娜·萨基扬茨)
作为母亲、妻子、家庭主妇, 诗人必须天天为世俗的日常琐事忙得团团转, 而只能尽可能地挤时间进行创作, 这使她十分憎恨世俗的日常生活。她女儿阿里阿德娜谈道:“她憎恨日常生活——由于这日常生活难以摆脱, 由于要日日操劳无益的重复, 由于占去主要事情所需要的时间。一生都在忍耐地和孤独地克服着日常生活。”马克·斯洛宁更具体地谈道, 她“深深爱着儿子和女儿, 但是对他们的关怀只能加重她肩上的负担。一个诗人成了繁琐的日常生活的俘虏, 被钉在每天的令人厌恶的劳役上——这便是茨维塔耶娃的悲剧的一个方面之所在。另一个方面则是, ‘岁月’从她身边逝去了”。所以, 她把自己的创作解释成是“反抗世纪、重量、时间、分数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