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创作(1880—1910), 这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的创作时期。总体来看, 由于作家贬低艺术与美的价值而注重宣教的实用性, 其作品的艺术成就有所下降。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 另一方面表达自己的新认识, 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不过, 由于其底蕴深厚, 创作又臻炉火纯青之境, 因此, 也创作了不少艺术成就颇高的作品, 主要有:戏剧《黑暗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又译《文明果实》, 1891)、《活尸》(1891);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以后》(1911); 散文《忏悔录》(1879—1882), 代表作则是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
《黑暗的势力》揭露了资本主义侵入俄国宗法制农村后农民生活被腐化的情况, 作家在揭露金钱的罪恶的同时, 进行了拯救灵魂的说教。《活尸》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 同时, 揭露了贵族的自私冷酷, 讥讽了被贵族资产阶级道德、宗教和法律保护的“合法婚姻”的虚伪, 对沙俄的政治、法律和教会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教育的果实》更是以其辛辣而又犀利的笔锋无情地嘲讽了游手好闲、精神空虚、醉生梦死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表达农民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 作品首次把农民缺乏土地这一前人尚未直接触及的最尖锐的问题搬上了舞台, 评论家洛姆诺夫宣称:“在俄国, 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真实, 如此有力地表现贵族地主与被他们掠夺的农民之间阶级利益的冲突的剧作。”
《克莱采奏鸣曲》是托翁晚年最奇特的作品。小说讲述“我”在一个火车上听一个贵族讲他杀妻的前因后果。贵族主人公波兹德内谢夫本身是个**不羁的人, 但他发现妻子不贞的行为后, 却在畸形的自尊心的驱使下, 杀死了妻子, 揭露了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男女正常关系尤其是爱情婚姻的异化、道德的堕落所带来的人生悲剧。托尔斯泰通过主人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猛烈抨击了贵族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精神堕落, 表明了自己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观点:如果男女的结合不是建立在真诚的爱情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肉欲和买卖的基础上, 那么这样的婚姻必定酿成悲剧。因此, 作家在作品中宣扬“以节制和纯洁来达到善的理想”, 并且宣称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 也不在议会里, 而在卧室中, 在厨房里。
《复活》描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一译聂赫留道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 随后遗弃了她, 使她备受凌辱, 沦落为娼, 最后被诬告为犯杀人罪而下狱, 并判处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在法庭上与她重新见面, 受到良心谴责, 决定赎罪, 为她奔走申冤, 上诉失败后又陪她去流放。他的行为感动了卡秋莎·玛丝洛娃, 使她重新爱上了他, 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 她终于和一个一同流放西伯利亚的“革命者”西蒙松结婚。而聂赫留朵夫最终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五条生活准则:对上帝要虔诚、不起誓、要忍辱、爱敌人、勿反抗。他认为人们如果遵循这五条法则, 并不断悔过自新, 便可以“获得最大的幸福, 地上的天国也会建立起来”。他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得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