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戈里耶夫在反驳杜勃罗留波夫关于戏剧家只是揭露社会的专横(实际上应该指专制)现象时认为:“艺术家怀着同情心深刻地描述了滞留在某时、某地的奇怪的生活关系。想要表达所描述的全部这些关系的意义, 专横这一词汇是太窄了, 而讽刺家、揭露者、消极作家的名字对于他, 对于这位描述丰富多彩的各种民间生活的诗人来说也很不合适……这位作家, 这位伟大(尽管有不足之处)的作家不是讽刺家, 而是人民的诗人。能够说明他的创作活动的词不是‘专横’, 而是‘人民性’。只有这个词才是理解他作品的关键。”洛巴诺夫指出:“一个个字, 一句句对话, 一件件生活琐事, 总之, 就是生活本身在不断展示出来, 展示出生活洪流中转瞬即逝、无法捉住的东西, 这些东西一出现就像水似的渗入了时间的沙土。但是十分奇妙的是, 从这些迅速消逝的东西中, 从这些谈话和生活琐事中, 从这些似乎是偶然的相会、事件以及人物之间的友情与敌意中产生了一种本质的、牢固的东西, 它具有自己的逻辑, 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内在意义及其隐藏在这种关系中的但能体会到的潜在力量。一切偶然的和琐碎的东西都会消逝, 而一切本质的、典型的东西就成了艺术的奇迹并将永世长存。”史坦因认为:“他的优秀作品提供了一幅俄罗斯社会的巨型画图, 照它的宽度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解深度来说, 这幅巨画较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亦无逊色。”堪比《人间喜剧》的社会生活巨型图画, 正是其作品生活化的生动表现。
洛巴诺夫指出:“认真的性格, 完美的道德, 健康的精神——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艺术家首先应该对俄罗斯人的这些特点进行研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1853年9月一封信中宣称:“最好让俄国人在舞台上看到自己时感到高兴, 而不是感到忧郁。没有我们也会有改造者。为了有权改造人民而不使他们感到委屈, 应该向他们表明, 你也知道他们的优点。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把崇高的事物和可笑的东西结合起来。”他还谈道:“反映生活的戏剧(如果它是艺术性的, 即是说, 如果它是真实的话)对于新的、富于感受力的公众是一件伟大事业:它指出什么是俄罗斯人身上的好的、善良的、应当保留和培养的, 什么是她身上的野蛮的和粗鲁的、应当加以克服的。”著名评论家格里戈里耶夫也认为:“在当今文学时代中, 仅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人具有带特殊色彩的、牢固而崭新的、同时又是理想的世界观……这一色彩我们将毫不犹豫地称之为真正俄罗斯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健康而平和, 幽默而无病态, 直率而不走极端, 它富有正确意义上的理想主义, 不故作雄伟, 不故作多情。”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 他既揭露和批判社会的弊端和黑暗, 又歌颂俄罗斯人的美好品德, 塑造了大量好坏兼有、善恶兼备的人物。
民族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描绘俄罗斯民族的广泛生活, 或者像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 描绘了“俄罗斯生活完整的画卷”, 描写了俄国社会的众生相, 尤其是大量描写了商人、小官吏、贵族、下层人的日常生活, 揭示他们在家庭、财产、道德等方面的冲突; 二是写出了俄罗斯人的内在精神和优美品质; 三是广泛地运用俄国民间语言, 创造了各阶层的生动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