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 托尔斯泰因思想与艺术观点方面与革命民主派有分歧, 退出《现代人》杂志, 离开彼得堡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 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教育工作上, 力图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1859—1862年间, 他醉心于教育事业, 几乎完全放下创作, 先后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创办了20多所学校, 并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 撰写教育论文, 创办了教育杂志《雅斯纳雅·波良纳》, 把教育作为改善农民现状的极为重要的手段。
1862年, 34岁的托尔斯泰与沙皇御医的女儿——年仅18岁的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别尔斯(1844—1919)结婚, 有了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索菲亚帮助丈夫管理庄园, 料理家务, 让家里的生活井井有条, 这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尽情地埋头于文学创作; 她还为丈夫誊清手稿、保存文稿, 光是《战争与和平》的手稿, 她就从头到尾誊写了七遍(因为托尔斯泰创作极其认真, 每一部作品都要反复修改甚至修改很多次才会定稿)。
1868年秋至1869年夏, 他被叔本华哲学所吸引, 一度受到其影响。
1869年9月, 托尔斯泰因田产的事去平扎省, 中途在阿尔扎马斯[2]过夜, 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我在阿尔扎马斯过夜, 突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念头。夜里两点钟, 我苦恼、害怕、恐惧起来, 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 出现了许多异乎寻常的思想……上帝从没有叫谁经受过。我坐了起来, 吩咐套车。”他“感到一种可怕的东西”在追赶他、纠缠他, 他无法摆脱, 疑惧万分中他听到了死神的声音在回答他:“是我, 我在这……”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这是一种对于死亡以及内心多重危机的恐怖, 因为在此前后, 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其中1860年他敬爱的长兄尼古拉突然逝世, 对他的悲观情绪有相当大的影响), 而对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生、社会的探索者来说, 精神危机是多重的。正因为面临诸多对作家来说必须解决的问题, 而他又无法解决它们, 这就使他对生命突然产生了极度的荒诞感和强烈的死亡感, 这就是导致“阿尔扎马斯的恐怖”的心理根源所在。“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可以说是托尔斯泰思想激变的前兆。
19世纪70年代初, 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震撼了托尔斯泰, 使他开始了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为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而苦恼、不安, 甚至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于是, 他加紧对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问题的研究, 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 以寻找答案; 他还不断拜访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 并结识农民, 以获取教益。80年代初, 他终于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 完全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致力于“平民化”[3]:持斋吃素, 从事体力劳动, 翻土耕地, 挑水浇菜, 制鞋劈柴, 为农民盖房子, 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 把全部田产和稿费分给农民, 并且改变了文艺观, 宣称自己过去的文学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是“老爷式的游戏”, 于是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 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 揭露社会的各种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