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朱洪文则认为, 《伊戈尔远征记》的主题, 既非单纯的“爱国主义”, 也非单一的“扩张主义”, 而是“爱国主义与扩张主义的二重奏”:“纵观整个作品, 其内容的核心关键词应该是‘内讧’, 没有内讧, 就不会有远征的失败, 波洛夫人的侵入(与之相对应的是, 基辅大公号召王公们团结起来抗击波洛夫人)以及民生凋敝的惨况。‘扩张主义’说的持论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远征’这一事实, 而无视后两个事实(即团结起来抗击波洛夫人和作者对民生凋敝的惨况所怀抱的同情), 因而由远征的非正义性而认定‘《伊》是扩张主义的’。‘爱国主义’说的持论者则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后两个事实, 并且因着这种‘关注’的执著而产生了同化前者的愿望且付诸实践, 因而将作品定性为‘是爱国主义的’。”他指出, 所谓消除内讧(团结)具有双重功能指向, “也就是说, 作者呼吁王公们团结, 不仅仅是为了卫国, 同时还指向扩张。只有这样, 才能合理解释作品中这种二律背反现象:作者一方面呼吁王公们团结起来保卫国家, 另一方面却对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大加礼赞, 而对他的责备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与其他王公团结起来以致招致失败。鉴于团结的双重功能指向在作品中同时得到了体现, 我们认为《伊》的主题应该是‘爱国主义与扩张主义的二重奏’”。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俄国学者对《伊戈尔远征记》产生的背景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 学者们提出各种假说, 其中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认为伊戈尔不是去远征波洛夫人, 而是去为儿子娶妻。A.Л.尼基京认为, 伊戈尔是一位地道的中世纪封建主, 他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公国边界的安全和巩固家族的势力。按照尼基京的意见, 伊戈尔行动的目的是到他的亲家, 以前的忠实盟友康恰克那里去作客, 遵守业已签订的协议为自己成年的儿子与康恰克的女儿操办婚事。戈格什维利认为, 把伊戈尔远征认定为操办婚事, 可以解答把“伊戈尔远征”解释为“爱国—英雄主义”时所产生的难题。按照尼基京的说法, 毫无疑义, 伊戈尔终究要走向康恰克的游牧部落联合所控制的领土。伊戈尔的行军路线大概是通过康恰克与戈扎克所控地盘的边界。1184年, 伊戈尔和符塞伏洛德在第聂伯河左岸强盗式的袭击使戈扎克蒙受屈辱。那么, 从封建道德观点出发, 戈扎克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在俘虏伊戈尔后进攻其控制的领土。伊戈尔自行其是的政策引起基辅方面的极大震惊, 伊戈尔同康恰克结盟后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加强是对基辅王公们和贵族利益的现实威胁。许多研究者推测, 戈扎克及时收到了基辅方面关于伊戈尔行动目的的密告。尼基京将这种推测变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戈扎克收到来自基辅的关于伊戈尔带着大量彩礼为儿子操办婚事的密信。这一说法源自一份特殊的文献资料, 其中很简单地提到伊戈尔把“俄罗斯黄金”沉入卡雅拉河底, 戈扎克做好充分准备迎战欺侮过自己的人。还有人对尼基京的假说作了补充, 认为符拉季米尔与康恰科夫娜结婚可以使伊戈尔家族“夺取特穆托罗康城”的打算变为现实, 因为伊戈尔可以提出继承祖宗遗产的要求, 这样特穆托罗康城可能会作为康恰科夫娜的陪嫁而得以收复。再则伊戈尔与康恰克联合起来后, 会大大改变俄罗斯军事政治舞台上的力量配置, 有效地保障车尔尼科夫斯基和诺夫戈罗德—塞威尔斯基公国在第聂伯河上的商业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