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 1847年开始他参加了普希金的好友、普希金曾高度评价其历史著作和戏剧的莫斯科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作家波戈金(1800—1875)主办的杂志《莫斯科人》的编辑工作, 并且形成了“少壮编辑部”集团。史坦因指出:“参加这个集团的有诗人阿波龙·格里戈里耶夫, 作家皮谢姆斯基、演员普罗夫·萨多夫斯基, 教师戴尔蒂·菲利波夫等。这集团的领导人是奥斯特洛夫斯基, 团员们都是斯拉夫主义信徒。他们宣称西欧生活乃是一种‘虚伪的文明’, 认为祖国的希望和将来在于保留家长制度的古俄罗斯的信仰及风习。团结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周围的青年们的兴趣主要是研究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俄罗斯的风俗、历史、歌谣与语文引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及其青年朋友的深刻注意。”后来, 戏剧家眼界更开阔了, 对斯拉夫主义更客观了, 既吸收了其关注俄罗斯人民生活和民族风俗尤其是民族精神的一面, 也看到了它的不足, 从而在描写正面人物、歌颂民族精神的美德的同时, 发展、深化了此前对俄国社会庸俗、黑暗面的揭露和批判。这在他给涅克拉索夫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只有我们两人是真正的人民诗人, 只有我们两人了解人民, 能够用整个的心去爱人民, 懂得人民的需要, 而没有庸俗的西欧主义和幼稚的斯拉夫主义。斯拉夫派制造了大批木头似的乡巴佬, 并且以此**。人可以用木头做任何实验, 反正它们不会问你讨东西吃。”1850年, 因为剧本《自己人, 好算账》(即《破产者》)激怒大批商人, 他们上告到宫廷, 说剧作家侮辱他们, 沙皇下令禁止上演, 剧作家本人也被列入警察机关的“危险人物”名单, 被迫于1851年以自动离职的名义离开对此十分忌惮的商务法院, 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专业作家生活。
1856—1857年间, 他参加海军部组织的一次考察伏尔加河沿岸居民生活的旅行, 考察了伏尔加源头到下诺夫戈罗德一段, 了解了更广泛的民众生活, 看到了伏尔加沿岸的美丽的大自然, 听到了许多民间活生生的语言和新词, 并进而发现了俄罗斯人具有伏尔加河一样开阔的性格:“这个民族高大、健美、聪明、坦率, 知恩善报, 热爱自由, 心胸坦**。”(洛巴诺夫语)伏尔加之行, 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并促使他创作了一系列戏剧:《司令官》(别名《伏尔加河之梦》)、《僭王德米特里和瓦西里·隋斯基》《欢乐场》《大雷雨》, 并发表随笔《从源头到下诺夫戈罗德的伏尔加河之行》。因此, 俄国学者史坦因指出:“这次旅行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具有极大的意义。他欣赏了俄罗斯大河上的壮丽景色, 认识了古代传说和响遍大河两岸的民歌, 凭吊过名胜古迹。最后, 当他沿伏尔加游历的时候, 他还注意到了强悍的、爱自由的、令人想起斯坦加·拉辛和普加乔夫的事业的俄罗斯人。”
19世纪60年代俄国盛行历史剧, 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大量创作历史剧。1868年开始, 又逐步转向描写现实生活, 并且一直坚持到晚年, 同时大量翻译外国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