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第二节 奥波亚兹及其多元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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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亨鲍姆认为苏联官方批评就建立在这一等号之上。它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继承了这一同一律，并且一切都从此出发。苏联批评建立了这样一些同一律，把普希金这样伟大的俄国诗人当作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合法化的来源。正是这样一种一元论，成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化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即形式主义者奥波亚兹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的语境。

艾亨鲍姆心目中的多元本体论文艺学是一种超个人的诗学和文学史的建构，就此而言，应该与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表述的文学史观庶几有些类似。艾亨鲍姆的多元观念与20世纪许多思想家有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之处，如本雅明。就总的趋向而言，艾亨鲍姆的多元主义理念是犹太人同一倾向的一部分。

在对他和他那一代人极其严峻的关头，艾亨鲍姆屡屡跑到柏格森和弗兰克那里寻求论据，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不能为了一元论而牺牲多元论。这是他信守终生的信念。平生只有一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面对公众宣示了自己的信仰。多元主义之所以受到犹太人的衷心拥护，是因为他们几乎是本能地认为只有多元主义能给他们以真正的文化平等权。所以，多元本体论差不多成为所有犹太人共有的思维特征。形式主义者捍卫社会多元主义的意义在于社会多元论可以导致文化容忍和宽容，从而保证他们能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而这是他们的父辈所无法享有的。其二，他们把多元主义当作科学认识论的基础：苏联如果接受多元主义，就可以保证他们的职业自主性。也就等于承认文学与历史存在根本区别，从而不致让历史观向文学领域蔓延。

形式主义者与行政方面的关系（经由与拉普等派别的对话）不能被描写为唯美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而是多元主义与一元论的原型式冲突。20世纪几乎所有犹太思想家，如弗洛伊德、德里达、布卢姆等，都具有多元主义的思维特征。在弗兰克的思想中，对于区别性特征十分看重，这给了奥波亚兹们以很大启发。而弗兰克之所以否定同一律也是因为它排除了区别事物之可能。正是在弗兰克的影响下，奥波亚兹们发展了他们重视差异的美学和重视二元对立特征的诗学分析精神，如艺术与非艺术、诗语与非诗语的二元对立。艾亨鲍姆在其对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中，就总是从女诗人诗中的二元对立（感动的、崇高的/可怕的、尘世的；朴实简洁的/复杂真挚的；狡猾的/风流的、卖弄风情的；愤怒的/僧尼的恭顺）戏剧/情感/内在/超越……等的对立入手进行解析。可以认为，这样一种方法不仅为其他奥波亚兹成员如雅各布逊所采用，而且，也是奥波亚兹的后继者们所热衷采用的基本诗学特征之一（如洛特曼）。艾亨鲍姆之所以花费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精心研究托尔斯泰，与他的特殊身份有关：作为一个边缘人，一个父亲是犹太人，而母亲则为俄罗斯人的学者，艾亨鲍姆竭力想要把自己同化于俄罗斯多数人的族群意识中去。看似是学者自身选择的，结果却是时代趋势所使然。“研究托尔斯泰符合艾亨鲍姆的双重自我意识：犹太父亲之子和东正教母亲之子。这种研究工作使他得以在备受尊重的俄国文艺学界占据一个崇高的位置，使他得以实践犹太人的思维方式。”

然而，期望官方会实行一种多元主义的文化政策这不啻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在俄国史上沙皇赋有不受限制无所不届的权力这一理念，可以说由来已久，早在伊凡三世征服诺夫哥罗德的1478年，俄国政权就已开始很难接受社会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从那以来，历届沙皇政府都对犹太人的权利实施严厉限制，对其实施强制性同化的政策，并且无法容忍他们作为异己的存在。这种情形在苏联早期以及苏联存在的全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它构成了书写奥波亚兹命运的潜在的语境。

在文坛风气呈现“一边倒”之势的当时，艾亨鲍姆敢于“顶风”为奥波亚兹科学美学追求勇敢辩护，敢于起而与正在蓬勃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抗衡，敢于张扬一种与时代风气截然不同的声音，这种理论争辩的勇气是值得予以充分肯定的。今天，在以巴赫金为代表的对话主义业已深入人心的语境下，艾亨鲍姆的抗争似乎不足为奇，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真理只有在思想论争中才能呈现，没有论争，没有争辩，也就等于摒弃探索真理的唯一可能的途径。科学真理的求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谁也不拥有单独拥有最终真理的唯一特权。科学的求真态度要求人们从不同途经出发探索真理，而不是预先妄下断论，专断地剥夺持不同意见者的探索真理权。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我们的探索真理之路，并非沿着一条直线前行，而毋宁说是在走着一条曲曲弯弯、崎岖坎坷的艰辛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跋涉的人们，谁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方法和途径就一定能抵达理想乐土——迦南，因为这是一条无法预见目的地和终点何在的路，所以，科学的求真态度要求我们开放探索真理之路，允许各派人士从不同途径求索科学之真。

两个世纪之交的科学发展向我们展现的前景告诉我们：终极真理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它的被发现似乎已被推延到了无限久远的未来。如果我们专断地封闭探索真理之路的话，那这个远景还将变得更加缥缈、更加遥远。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把我们放置在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惊讶地发现，21世纪的人类居然站在一个由过去的理性主义价值被瓦解后形成的思想的废墟之上，人类的思想要在这一“原现实”基点上重新起步。这是科学面临的尴尬，也是我们不得不认可的一个思维的困境。

科学发展史更多地不是走着一条肯定之路，因而往往不是时时在回答“真理是什么”，而是在告诫我们“真理不是什么”。因此，科学的求真方式更多地非出之于肯定句式，而是在以“试错”的方式曲折地前行。我们与其说是在不断地求真，不如说是在摸索中“试错”。我们探索的全部真理价值也许就在于此，即告诉后来者：此路不通。因此，科学的昌明需要倡导科学探索的多元主义，即允许人们犯错，允许人们说错话，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倡导法国大革命中的理性精神：我不同意你的见解，但我要拼命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也就是为什么艾亨鲍姆在为自己的探索权辩护时会这样写道：科学的存在靠的不是确定真理，而是克服谬误的原因。[33]

然而，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文坛，却不啻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以艾亨鲍姆为发言人的奥波亚兹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环境究竟如何了。艾亨鲍姆以后的人生之路似乎也隐隐折射了这样一个大时代的特点：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被迫退居文坛边缘，被迫放弃理论著述而转入传记小说创作和版本校勘学。1958年，身心备受摧残，经历了妻亡子丧之人生恨事的孤苦老人艾亨鲍姆，仍然毫不倦怠地为捍卫文艺学严谨的科学标准和崇高尺度而努力拼搏奋斗着。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他突发心脏病猝死，走过了一条充满悲剧意味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