Меж нами не было ни льдов，
Ни рек；
Ах，Витя，милый друг！Пошто ты
На правый преселился брег？
Б.Эйхенбаум
（2 марта 1922 г.）[30]
（你曾见证过这本小书的诞生。
你我之间以前没有过任何阻隔；
哎呀，维嘉，我的朋友！你为什么
要把家搬到对过？）
在维克多·厄利希的名著里，日尔蒙斯基被称为奥波亚兹的“外围”学者，是奥波亚兹中“稳捷派”的代表，但对其对于奥波亚兹理论发展的影响问题也有积极的评价。也许，在奥波亚兹所有成员中，艾亨鲍姆是个例外？他不但对未来派始终不感兴趣，而且对与未来派同时崛起于文坛，并与之同为象征派的反对派的阿克梅派，也保持中立立场。他曾公开拒绝古米廖夫邀请他担任阿克梅派领袖人物的请求。虽然他承认“阿克梅主义这是现代主义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乔治·克尔基斯指出：“如果说在针对作为一个流派的阿克梅派的问题上艾亨鲍姆曾有过怀疑的话（但非针对它的个别代表人物），那么，对他来说未来派却无可置疑——他对它充满了厌恶之情。”[31]
与艾亨鲍姆的情形相似，奥波亚兹“三巨头”之三的特尼亚诺夫，也是在1918年加入这个诗语研究会的。特尼亚诺夫的理论思维能力与艾亨鲍姆相仿，并且也长于形象思维。如果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1918年的话，那么，这一年对于奥波亚兹的命运来说的确是命运攸关的一年。新加盟的艾亨鲍姆和特尼亚诺夫，对处于危机关头的奥波亚兹理论作出了划时代的重大贡献，拯救了这个行将溺毙的婴儿，从而使这个出现在人类文艺学领域里的第一个本体论文艺学体系，得以对整个20世纪文坛产生重大影响，引发一场其意义丝毫也不亚于“哥白尼式革命”的巨大震动。
奥波亚兹科研团体的解体令特尼亚诺夫十分难过。在普遍的不理解和严厉的意识形态监控条件下，这一富于生气的创作团体已经不再可能继续其研究了。1927年，特尼亚诺夫在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沉痛的心情：“我们这里已经在上演一部智慧的痛苦（Горе от ума）了。关于我们，关于我们这三四个人，我敢于这么说。只不过我在这里没有用引号，而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看起来没有引号对我正合适，我就直接前往波斯去好了。”次年，在同样是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他说：“我们这里所发生的间断，很可能偶然地成为终结。”
1941年。特尼亚诺夫被疏散到了彼尔姆，但仍然在坚持写作不辍。1943年12月20日，特尼亚诺夫逝世于莫斯科。他被安葬在瓦甘科墓地。[32]
在俄苏文化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依然很大，但苏联官方却只片面地接受这位思想巨人的影响，对于左右早期苏联文坛的那些极左派领袖们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预言家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位小说巨匠对后世的影响最大的，是他1881年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式上的演说。按照艾亨鲍姆的说法，这次演说常常被极左派利用，因为它也是19世纪俄国经典文学一元论的创始的标志。这个演讲辞的结尾是：“我要重申的是，至少我们已经可以指出普希金，指出他的天才的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要知道他是可以把别的才华像自己的东西一样纳入其心灵中的。在艺术中，至少是在艺术创作中，他无疑表现出了俄罗斯灵魂的这种全世界性，而这已经是一个伟大的指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断言如果说普希金是普世的，那么俄国也就应是普世的，在普希金和俄罗斯灵魂之间，画的是等号。普希金伟大，是因为俄国伟大。俄国所以伟大，是因为普希金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