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俄国形式主义内部，在所谓“极端派”与“稳健派”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斗争。稳健派由形式主义运动中的独立分子和同路人组成，其中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就是维·日尔蒙斯基[28]。作为一位学院派学者，日尔蒙斯基始终对奥波亚兹和未来派的“做派”不感兴趣，对他们在知性上的门外汉中间所获得的成功不以为然。作为一位深受狄尔泰“精神史”影响的研究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学者，他对奥波亚兹忽略“精神气质”、贬低世界观对于诗人创作重要性的立场都颇有看法。此外，即便他对奥波亚兹建立本体论文艺学的热情深表同情，他也不会认为研究文学的方法只有一种，而是相信研究文学可以有多种方法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尔蒙斯基比奥波亚兹们更是一个多元本体论者。此外，在他看来，形式主义并非一种完整彻底的文学观念，距离一种科学的和合法的理论更是相当遥远。奥波亚兹的“艺术即手法”充其量是和艺术即精神活动，艺术即认识等平等享有存在权的诸多定义之一，绝不可能觊觎唯我独尊的地位。奥波亚兹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滋生了教条主义的弊病，一种命题一旦占据主导地位便会被正典化，从而成为束缚生动的发展的桎梏。对事物发展的这样一种预期效应，日尔蒙斯基充满了警觉，他因而警告人们不要忽视文学与社会的关联，不要忽略“非审美”因素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问题。尽管日尔蒙斯基的批评带有一定的学院派折中主义的痕迹，但对于奥波亚兹的发展来说，这种批评是必要的清醒剂，是有益于奥波亚兹的健康发展的。但在努力谋求合法地位的艾亨鲍姆眼里，日尔蒙斯基的行为不啻为“缺乏理性的**”，因而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形式主义者（К вопросу о формальном методе）。这样一来，从1919年以来一直支持奥波亚兹的理论著述活动的日尔蒙斯基，在5年之后，终于与奥波亚兹分道扬镳。
奥波亚兹“激进派”和日尔蒙斯基“稳健派”之间的争论，又被有些书称之为“涅瓦河左、右岸之争”。20世纪20年代在涅瓦河的南北两岸，与塞纳河左右两岸的差异差相仿佛，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左岸是著名的艺术家俱乐部“浪狗”和奥波亚兹的学术中心“艺术史学院”；而右岸则是瓦西里岛上传统学院派的大本营列宁格勒大学。
如上所述，艾亨鲍姆由于终究难与日尔蒙斯基在学术问题上达成一致见解而分手。在艾亨鲍姆看来，日尔蒙斯基终究未能理解文艺学内在论与超越论的辩证法，因而导致两人的分手。这种导致分手的原因在俄国人中相当普遍。恐怕只有俄国人会因理念问题而结盟或解体。德·利哈乔夫写道：“1922年日尔蒙斯基部分地离开了艺术史学院并与文艺学中的学院派美学日益密切。日尔蒙斯基迁居瓦西里岛（矿山学院），并开始大量在大学的罗曼-日耳曼语分校的社会学系授课。尖锐的分歧开始显现，它们反映在苔藓街杰尼舍夫学校和艺术史学院大厅里的争论中，在大涅瓦河的左岸人们开始谴责日尔蒙斯基的学院主义。”
1921年10月19日，艾亨鲍姆在致日尔蒙斯基的信中写道：“你令我想起我们工作的全部历史并向我证实奥波亚兹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而对我来说奥波亚兹其中也包括什克洛夫斯基在我的科研工作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你是在与奥波亚兹做斗争呀。”而日尔蒙斯基却并未接受奥波亚兹包括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制定的术语。的确，就连日尔蒙斯基自己也在1970年承认，他写道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写此信时的现在）他都根本读不懂特尼亚诺夫论述诗歌语言问题的论著究竟有什么意义。[29]
1922年春。艾亨鲍姆的《论俄国抒情诗的旋律》一书出版。艾亨鲍姆在赠日尔蒙斯基的那本书的扉页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Ты был свидетель
Скромной сей работ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