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在莫斯科小组的核心圈里，开始敌视奥波亚兹和未来主义。而在那之前，马雅可夫斯基与奥波亚兹的关系，用句俗话说，“好得像一个人似的”。但渐渐在马雅可夫斯基领导的“列夫”和奥波亚兹之间，产生了罅隙。奥波亚兹对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后的创作很少进行评论。原来他们对其创作倾向并不十分满意。尽管什克洛夫斯基也一度是“列夫分子”，尽管他和自己的同人在对当代文学的看法上有部分趋同，如摒弃古典体裁，以现实生活素材和事实为定向等，但什克洛夫斯基把这当作一个美学和文学现象，而非政治和社会用途问题。因此而屡屡受到列夫分子的攻击。另一方面，马雅可夫斯基尽管也珍重与奥波亚兹的合作，但也谴责这个小组对过去太重视，而相对忽视了当代和现在（厚古薄今）。因此，列夫和奥波亚兹的分裂，其原因“不仅在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演变，而也在于列夫和奥波亚兹之间相互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二者的关系远非那么风和日丽，而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关系明显恶化，到1928年几近于分裂”。“这样一来，在1929～1930年间，马雅可夫斯基几乎已经全部丧失了形式主义者的支持，并中断了和他们的关系”。[26]
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在奥波亚兹这个在外人看来似乎坚如磐石的堡垒内部，也开始酝酿并且产生一些矛盾和抵牾。在外部势力的压迫下，奥波亚兹内部酝酿中的矛盾，也在时时寻求机会表现出来。众所周知，在奥波亚兹内部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多种成分的混合物。其中，像托马舍夫斯基、日尔蒙斯基和维诺格拉多夫等，虽然外界颇有人把他们与奥波亚兹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但奥波亚兹自己却始终不承认他们属于其核心圈。维克多·厄利希也实事求是地认为他们属于奥波亚兹的外围，是准奥波亚兹成员，这么说的确不失其分寸感。1925年，形式主义由于内部矛盾的发展导致出现了危机，其结果是使每个奥波亚兹成员开始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形式方法，而作为共同方法论基础的固有理论却并未超越最初宣言的范围，从而引发巴赫金和巴赫金小组的批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
事实上，在俄国形式主义内部，类似这样的不十分协调的现象，一直都存在。而且这种不太协调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列宁格勒的奥波亚兹和莫斯科的语言学小组之间，同时也存在于同一奥波亚兹内部。维克多·厄利希指出：在统一的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内部，实际上一直隐隐存在着以列宁格勒的奥波亚兹和以莫斯科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为代表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对立。前者主要是由一些出身于圣彼得堡语文系的文学史家组成，在文学研究中自然坚持文学史取向；后者主要由莫斯科的语言学巨擘的弟子们组成，把文学当作检验语言学理论合宜与否的试验场，其研究的目标和落脚点在于语言。
这样一种对立和矛盾，由于俄国文化由来已久的另外一个更大的矛盾框架的存在而被大大地放大了，那就是俄国文化中始终存在着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对立。虽然同属于一个文化，但此二者之间的隐然对立却是不言而喻的。“1917年以后已经不再可能公开谈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区别和竞争问题了。但这两大首都长期对立的历史对于其居民也具有长期影响。圣彼得堡建筑物的严峻形式在阿赫玛托娃诗歌的古典主义话语和风格中得到了反映，而与玛丽纳·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幻想和民间文学的革新因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出生于莫斯科，而这个城市的都市主义风格是极其多样而繁复的。”娜塔丽亚·冈察洛娃指出：“我断言正是如此这般的鲜明对立，即一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在个别人的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对比，决定着雅各布逊和艾亨鲍姆在科研兴趣方面的差异。”[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