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构成俄国形式主义哲学基础的学说派别比较复杂，如果一定要给予其一个概括，则不妨称其为多元本体论。在这个“寓多于一”中，充当“多”的，有曾经是老一代学院派文艺学基础的实证主义；被称为唯心主义哲学思潮的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反心理学主义，最终表现为多元主义本体论。在艾亨鲍姆哲学观点的形成过程中，“白银时代”思想家弗兰克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关于弗兰克的多元主义理论，我们上文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另展开。
生存于20世纪20年代文坛的奥波亚兹一方面需要面对来自各个派别的挑战和压力，另一方面自己内部也始终充满了一种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种种不协调和内部矛盾。从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角度看，这是很正常的和自然而然的。
实际上，据说在奥波亚兹于1916年正式成立以前，文坛上往往把什克洛夫斯基视为“未来派分子”。而在探索俄国形式主义的起源问题时，其与未来派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和纠结，尤其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在这个阶段，奥波亚兹和未来派二者之间的确是一种二位一体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未来派需要语文学家从理论上对其创新性诗歌实验和言语创造实验进行论证，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奥波亚兹们也需要从日益更新的未来派创作实践中汲取灵感和养分。在这个阶段，许多奥波亚兹分子都同时也是货真价实的未来派分子。在当时各种场合下召开的集会上，两派也时常是同场亮相，彼此呼应，因而同时代人往往把他们混为一谈。甚至就连1918年才皈依奥波亚兹的艾亨鲍姆，在此之前也一直将他们看作是同一派别。当时的他竟然指斥与未来派沆瀣一气的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作派“令人作呕”。而此时主要在莫斯科活动的罗·雅各布逊，甚至还亲自参加未来派“无意义（语）诗”的创作实践活动。众所周知，他的《论最新俄国诗歌》一文，最初就是以论述赫列勃尼科夫的实验诗为主旨的。我们可以说未来派和奥波亚兹是同一个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两极：前者系其实践层面，而后者则系其理论层面，它们是一体双生，一币两面。
在此期间，在奥波亚兹和未来派的“他者”眼里，也都把他们视为一体。维克多·厄利希指出，早期奥波亚兹在宣传其理论主张、批评立场方面的不遗余力，过度夸张等做法，是与未来派一脉相承、一体相连的。早期奥波亚兹的观点大都偏激过度，引起的訾议和腹诽也最多，成为易于受人抨击的软肋。但是，似乎“一左”遮百丑——由于革命后未来派在马雅可夫斯基手中摇身一变成为极端革命、极端左翼的“列夫派”，所以，该派与生俱来的一些毛病，似乎也不成其为毛病，而是灿烂如桃花了。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的初期，全国上下全体人民都为建设社会主义宏伟大厦的理念所鼓舞，各派知识分子也都精神奋发，斗志昂扬地积极热情地投身于新文化的建设工作，恨不得以一日百年的速度完成资本主义国家长达百年才走过的历程。在全民的政治意识都具有“左”的倾向的当时，事实上奥波亚兹和列夫派们除了喊出比别人更高的口号以响应“时代的召唤”外，其实并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正如什克洛夫斯基在其调皮的学术随笔里所说的那样：时代不会犯错，犯错的只能是个人。在一个跨着正步行进中的连队里，一个人不跟全体队伍步伐一致就是错误。即使全体的步伐错了，你不跟紧大伙这本身也是错。跟全体一致错的也是对的，与全体相左对的也是错的。对错的决疑问题事实上早就被多数少数的问题给暗中取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