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亨鲍姆的结局，恐怕只有罗曼·雅各布逊的记述最为经典，不妨让我们援引这位流寓美国的俄国学者的原话，来结束这一小节的叙述：
1959年11月24日在列宁格勒的作家之家上演阿纳托利·马里延戈夫的新剧本，并邀请鲍·米·艾亨鲍姆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当时感到身体不适，可是，有些迷信的剧作家深怕他拒绝因而迫使艾亨鲍姆最终还是决定发言。他的发言短小精悍意思鲜明，结尾时说：“对于报告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适时打住，所以我也就适时住口好了。”说完，老学者走下台，在第一排小孙女身边自己的座位上就座，等到哗啦啦的掌声静止后，人们才发觉，依靠在小孙女肩头的他，已经去世了。
作为奥波亚兹的代表人物之一，艾亨鲍姆一生追求建立科学诗学的学术理念，忠实于他的多元本体论，并不遗余力地为此呼吁呐喊，甚至在临终前仍然对文艺学现状持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
[1] 关于文格罗夫，洛特曼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20年，文格罗夫在列宁格勒在彻底的孤独中死于由饥饿引起的伤寒（голодный тиф。妻子去世了，儿子死于前线，幸运的是，关于儿子的死他当时还不知道）。他临终时，在他病床的两边站着他的学生特尼亚诺夫尼亚诺夫和阿·斯洛尼姆斯基。文格罗夫用软弱无力的声音对他们说：‘嗯，趁我还活着，你俩再当着我的面争一争关于形式主义的问题吧。’他作为一个自由派民粹主义者和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形式主义与他格格不入。他距离先锋派的**相当遥远。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年轻人仍在为文化问题而**洋溢，甚至都忘记了面包问题，而在为文学分析的方法问题进行论战，并且勇敢地抛弃旧的寻找新的方法，这在他最后的时刻给他以安慰。”（Л.А.Колобаева：Русский символизм，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0，С.125.）
[2] VictorErlich：RussianFormalism：HistoryDoctrine，Fourthedition，TheHague，Paris，NewYork：MoutonPublisher，1980，p.29.洛特曼在文章中关于文格罗夫讨论班这样写道：“从这个班里走出了普洛普、特尼亚诺夫、斯维亚托斯拉夫-米尔斯基、古米廖夫、吉皮乌斯、多里宁、日尔蒙斯基、恩格哈特、斯洛尼姆斯基、艾亨鲍姆、托马舍夫斯基……他们全都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文艺学之花，是普希金学新学派的创建者。文格罗夫研讨班的年轻学子们是文艺学中形式主义方法的创造者。形式主义学派把文学作品本身以及文本置于关注的中心。这样一种对待技巧之谜的态度本身散发着那个时代的气息。甚至就连敌视形式主义的敌人如诗人勃洛克——为此而曾严厉指责过古米廖夫的诗人勃洛克，也曾大声宣称一个‘快乐真理’的诞生：‘要想创作艺术作品首先得学会制作艺术作品。’（《勃洛克全集》第6卷，第168页）奥波亚兹的任何一位成员都可以在这句话下签署上自己的名字的。”（Ю.М.Лотман：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2003，С.136.）
[3] VictorErlich：RussianFormalism：HistoryDoctrine，Fourthedition，TheHague，Paris，NewYork：MoutonPublisher，1980，p.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