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虐犹主义运动中，其他那些代表犹太民族文学的作家艺术家们，大都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流放和枪毙，而什克洛夫斯基等“三巨头”，以及日尔蒙斯基、托马舍夫斯基等“形式主义者”，却只遭受到行政措施的惩罚，即只是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呢？对于这个问题，丽吉娅·金斯堡给了很好的回答——她是奥波亚兹终生不渝的学生。20世纪50年代初，她曾经特别想出版关于赫尔岑的一部书稿，此时，一个“非常悦耳的女人声音”电话邀请她到某旅店面谈。在那里，3个男人逼迫她在一份证明艾亨鲍姆是人民公敌的文件上签字。此后那3个男人一连3天都逼迫她签字，但她坚决不签。原来，只要她一签字，就可以启动艾亨鲍姆及其追随者案件，他们的罪名是危害文艺学，而艾亨鲍姆是首犯。此事刚过了两个月，斯大林去世了，因而也就不了了之了。而丽姬娅·金斯堡之所以能勇敢地站出来，这和她的经历有关：她曾经当过奥波亚兹“三巨头”的学生，一直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生的引路人。早在1928年，她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艾亨鲍姆和特尼亚诺夫，我的生活该会是另外一个样，也就是说我会是另外一个我，会具有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和思维可能性，另外一种感觉方式、工作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
晚年艾亨鲍姆的境况，在其及门弟子尤·米·洛特曼笔下，得到了清晰的记录。在承受猛烈批判的岁月里，艾亨鲍姆的心境不可能是轻松的。洛特曼这样写道：“然而，形势的急骤变化，以及首先是由艾亨鲍姆从1948年开始承受的越来越凶猛越来越凶险的毫不间断的抨击和批判，把小组的气氛完全给破坏了，随后干脆把整个小组也给毁掉了。在艾亨鲍姆书房里友好的会面变得越来越罕见了。后来，艾亨鲍姆成了完全**裸的迫害的受害人，到他家拜访已经不无危险了，于是便彻底停止下来了。”[92]而这段记述实际上也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使晚年处境艰难，但艾亨鲍姆仍然还是尽其所能地对文艺学界的下一代发挥超长的影响力，而且在洛特曼文艺学思想的形成中，这位老学者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洛特曼在晚年回忆起他所知道的艾亨鲍姆。他说曾经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叫布尔索夫的批评家，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从讲台上对艾亨鲍姆说：“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你是得承认您其实并不喜欢俄罗斯人民！”这样的话在那个日子里其分量相当于毋庸置疑的判决书。承认这一点犹如当面承认自己有罪。落井下石是卑鄙者的身份证，但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告密的人还少吗？的确，艾亨鲍姆属于那种能够激起人们的嫉妒心的人。布尔索夫和其他人并非什么恶人，他们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顺应时势以求自保罢了。
1953年3月13日，艾亨鲍姆在日记中写道：“斯大林时代结束了：他于3月5日去世，没有恢复意识。一个未知的新时代开始了。”艾亨鲍姆的命运得到了改观：9月10日，艾亨鲍姆的编辑职位被恢复。1955年4月26日艾亨鲍姆在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关于这次胜利这样写道：
“没有，绝无丝毫郁闷！我昨天出席了一个学术会议——你猜我这是在哪儿？在普希金之家！！！郑重邀请我出席，而且，无论我多么推让，还是硬把我让到了主席台就座。听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报告——其中包括伊格尔·彼得洛维奇·叶连明关于古代文学艺术形式研究的非常睿智的报告。他是学院派里名副其实的最好的学者，但如果没有你的著作也就不可能有诸如此类的报告。文学史如今栖身在那些研究古典的学者那里去了——他们以之为营养是会成长起来的。”艾亨鲍姆在此所流露出来的由于重返普希金之家而带来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对于为文艺学的主体地位奋斗了一生的一位虔诚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晚年看到自己播撒的种子已经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更高兴的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