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一次艾亨鲍姆这是被人暗中列入了“黑名单”（其中有艾亨鲍姆、马尔克·阿扎托夫斯基、古科夫斯基和日尔蒙斯基），这4位语文学权威和犹太裔学者教授，都被作为“世界主义者”列入应予批判者的名单。官方说他们4人都属于维谢洛夫斯基[89]学派。此时只有什克洛夫斯基敢于顶风叫板：公开为维谢洛夫斯基说好话。1949年4月5日在语文系召开的学术委员会上，对“四教授”进行了批判。艾亨鲍姆由于前不久刚刚犯过心脏病尚未痊愈，未能出席，但会议仍然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艾亨鲍姆在其论述俄罗斯民族文化之骄傲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居然敢说托尔斯泰最不具有民族性，否认莱蒙托夫诗歌的民族特征。1945年，他还号召作家不要追逐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题材，并且居然敢说法捷耶夫的天才之作《青年近卫军》是“模仿之作”，等等。对于艾亨鲍姆的最后打击，是以苏联作协主席身份出现而实际上是党和政府在文化界的代言人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文章，和一个叫作阿·杰缅季耶夫1949年9月24日发表在《文学报》上的文章。
对于在反世界主义运动期间的社会氛围，洛特曼有一段记述颇值得我们回顾：“我整日徘徊在公共图书馆基本书库的书架间。而与此同时事件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急遽越来越凶险。与世界主义斗争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在我不经意间这场斗争居然走到了我的身边。一开始是抨击艾亨鲍姆。可这场运动的严肃性不知为何却未能被我意识到。更何况在此之前刚刚举办过校庆，艾亨鲍姆在校庆日还获得过奖章。”[90]
反“世界主义者运动”标志着苏联最终无法接纳异端，也是俄罗斯长达200年虐犹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它同时也标志着长达200 年的犹太人归化运动的最终破产，因为列宁格勒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归化了的犹太人。而奥波亚兹“三巨头”——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特尼亚诺夫——就曾经为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殚精竭虑，因为他们曾经把这当作自己的人生使命。许多杰出的犹太人文学史家和文艺学家都持同样的观点，但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人生活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尤里·洛特曼在爱沙尼亚；叶菲姆·爱德金德、约瑟夫·布罗茨基出于不同原因，离开了俄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生的俄罗斯犹太人，则更多选择数学家和程序员这样的职业，因为那样的职业会比文学更安全一些。
关于此时的艾亨鲍姆，洛特曼曾经这样写道：“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时期，命运让他遭受了一系列沉重打击：他的儿子——一位天才的作曲家，本来有望成为肖斯塔科维奇第二的年轻人，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死于前线；他的妻子——关于她他曾在日记中写到说她是他一生中唯一亲近过的女人（在精神上他与女儿都很少沟通）——去世了。在此之后，便是报纸杂志对他进行的长期的、侮辱性的、极其不客观的攻击和抨击。”[91]
艾亨鲍姆被逐出大学和普希金之家以后，失去了生活来源。于是，他和女儿与孙女奥丽迦和丽达一家三代人生活在一起，靠出卖他的钢琴以及他微薄的退休费和奥丽迦微薄的工资为生。什克洛夫斯基曾经记述了此时的艾亨鲍姆：“常常去听音乐会，在家里对着唱片指挥乐队演奏。……他以音乐为生，想写一部器乐史和器乐演变史。”把形式主义关于文学的理念应用在音乐中，可是却未能写成。
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可能。被迫无所事事的他，开始常常反思什么是老年这样的玄学问题。1952年7月15日《文学报》发表了由德·勃拉果依、格·马科戈年科、鲍·梅拉赫（全是艾亨鲍姆的熟人）共同署名的文章《经典作家的经典版本》。艾亨鲍姆在此日日记中心情郁闷地写道：“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绝大部分出自我的手笔——是从我为国家文学出版社写的审稿意见里直接抄来的。”此时的他任何人都可以剽窃，因为他现在是个“无名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