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亨鲍姆不甘于待在疏散地白吃饭。他要进行自己的“文学与战争”。经过他一再请求，上面答应他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见到了临终时的特尼亚诺夫。这位年轻的奥波亚兹同道者，此时正躺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等死。他得的病十分蹊跷，暂时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医学手段加以治疗，只能等死。1944年1月2日，特尼亚诺夫逝世。2月24日，艾亨鲍姆抵达萨拉托夫，旋即获得红旗劳动勋章。1944年年末，疏散到外地的大学开始返回列宁格勒。艾亨鲍姆为死于1943年斯大林格勒的儿子举行了葬礼。
战后，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满以为自己这次终于可以被归入人民的行列了，却不料厄运当头。阿赫玛托娃没有迎来自己的二次成名日，却遭逢到她一生最黑暗的“八月”：在该月公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和日丹诺夫的报告中，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被点名批判。两人不但被开除出作协，而且被再次打入另册，成为黑线人物。与此同时，批判形式主义的新的浪潮也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1946年8月《真理报》发表尼·马斯林的文章《论文学杂志“星”》。紧接着又有人发表专门批艾亨鲍姆的文章《谈一谈我们的职业》。文中称形式主义者的活动有害于文学。
在这次批判浪潮中，对艾亨鲍姆触动最大的，还是和阿赫玛托娃有关的问题。当年，艾亨鲍姆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顾问，他与阿赫玛托娃的交往也长达30年。第1部评论这位被誉为“俄罗斯诗坛的月亮”的女诗人的专著，出自艾亨鲍姆之手。在此之际，不但女诗人难免被再次玷污，就连她所隶属的“阿克梅派”，也被迫跟着倒霉。报上已经有人称阿克梅派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流派”了。还有人把账进一步算在长达百年的莫斯科、彼得堡之争上来。艾亨鲍姆在1946年8月17日的日记里，详细无遗地记录了传达日丹诺夫报告的一次会议的情形。在随后列宁格勒召开的批判会上，人们开始公开点艾亨鲍姆的名了。老学者也不得不就此问题表态了。他检讨自己在写作关于女诗人的专著时没有意识到阿赫玛托娃的诗是政治诗。他承认错误属于自己一个人，与阿赫玛托娃无关。
艾亨鲍姆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愿向压力屈服和低头。而什克洛夫斯基和托马舍夫斯基则被迫公开认错。前者早在1930年的《一个科学错误的纪念碑》中，就对自己及同人们的错误作了检讨。这次，他又和托马舍夫斯基一起，谴责1937～1938年大清洗的牺牲品。这样一来，艾亨鲍姆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那个秋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黏滞的秋天。艾亨鲍姆在1946年10月4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一次教研室会议上自己受到批判的情形，也附带几笔勾勒了一个真人形象：
昨天是沉重的一天——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了。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但干得很吃力——老走思。写得很少。随后便是教研室会议，有来自“列宁格勒真理报”的记者出席。叶甫盖尼耶夫-马克西莫夫——一个卑鄙无耻的老头儿，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为自己捞好处。他嘴里吐着肮脏的话语和可恶的暗示扑在我身上，显然是想利用我在“舆论”面前为自己赢得彩声。他把自己打扮成我在思想上的敌人，口里念着戏剧舞台上的台词——鬼才知道说的是什么！人们的道德已经堕落到了可怕的地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