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奥波亚兹们注定难以永久超然世外。1929年，阿维尔巴赫在拉普的支持下，在《在文学岗位上》发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针对艾亨鲍姆的批判文章。此后，到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文坛又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阿赫玛托娃的儿子被捕，曼德尔施塔姆第二次被捕及在集中营失踪。1937～1938年的大清洗、大肃反，以及面向全世界的大审判，阿维尔巴赫和古别尔被枪杀……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曾有丝毫反映在艾亨鲍姆的笔下。他始终智慧超群、为人高尚、坚定不移、立场坚定，保持着奥林匹亚神祇式的闲雅从容。艾亨鲍姆在1932年2月8日致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说：“不怨天尤人，一心钻研文学史。”1934年，拉普被解散，成立了作协。新举措带来了新气象，大批作家学者分到了住房。此时的艾亨鲍姆也于4月6日住进了新居。他既对现状十分满意，也对未来非常乐观。在11月14日的日记中，艾亨鲍姆称自己想“写一本表现文学大师手法技巧的书，好让青年作家得以有所效仿”。同时他希望批评界能够“少一些马克思主义，多一些形式主义分析！”1935年5月7日，艾亨鲍姆荣获新职称：苏联科学院高级研究员（старший научный специалист АН СССР）。他早在1919年就曾翻译过席勒，而此时，他于1936年出版席勒诗剧DiePiccolomini 的译本，写作了儿童电影剧本《高加索的俘虏》。1936年，出版了《莱蒙托夫传》。
此期，形式主义的阴影还是时不时地被人提起。1936年7月，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开始批判形式主义。在学生中享有威望的教授大多受到激烈批判。这次批判的火力之猛，据说颇像中国的“**”。而且，最要命的是，这种大批判不容个人反驳，个人只能认错，认同集体价值，哪怕那是错的。艾亨鲍姆曾在1924年9月29日日记中，称这样的不容被批判者反驳的批判，令人想起残酷的、宗教审判庭存在的中世纪的一元化体制。为了生存，他决心打掉自己的傲气，采取顺应时势的恭顺态度。但在大清洗盛嚣尘上之际，就连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老布尔什维克布哈林也都先是被剥夺荣誉，后被肉体消灭，何况如艾亨鲍姆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呢！艾亨鲍姆在1937年10月27日日记中写道：“我对这一切厌烦已极！”此时，艾亨鲍姆开始对欧洲上空渐渐浓厚的战云加强了关注，预感到行将到来的大战势必会影响一代人的未来前途。苏德战争开始那天，艾亨鲍姆聆听了音乐厅演出的贝多芬《英雄交响乐第一乐章》（1941年6月22日）。1941年6月27日是莱蒙托夫逝世100周年纪念日，艾亨鲍姆写文章表示纪念。
然而，残酷的战争之火燃烧到了这位学者的眼前：列宁格勒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长达900天的围困开始了。此刻，身处围城，艾亨鲍姆的思考和写作反而屡屡达到**；他每每感到“内心的解放”，尽管身体虚弱，但却精神亢奋，甚至可以说是迷狂。身边有同事不断饿死，而他却沉浸在紧张激烈的写作中。1941年12月11日，艾亨鲍姆受邀发表充满爱国热情的广播演讲。被围的孤城里生活在初期还能正常进行，如上演《战争与和平》。3月，艾亨鲍姆被从拉多加湖上的“生命线”疏散。
就是在这次疏散过程中，发生了艾亨鲍姆一生中最大的悲剧：他的内装有写作列夫·托尔斯泰评传第4卷资料的手提箱被窃。路上，艾亨鲍姆不屑于把箱子拴根绳子系在脖子上，结果，就在他在途中休息时东张西望之际，一转身一回头，箱子不见了。比这更不幸的是，他的应征入伍的独生子（生于1922年6月28日）失踪了。对于一个行将进入晚年的孤苦伶仃的学者来说，这两件事究竟哪个更悲惨，谁能说得出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