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凡此种种批评意见的反应，在艾亨鲍姆的日记中都有所记述（1928年7月15日）。什克洛夫斯基在私下交谈中，小心而又婉转地征询和规劝艾亨鲍姆，说这次让步是不是太大了。而艾亨鲍姆却不这么认为。那么，为什么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让步大，而艾亨鲍姆却不这么认为呢？结论可以从对创作过程的追溯中求得。根据艾亨鲍姆的记述，他早在1925年12月2日聆听完奥托·克莱施别列尔指挥的贝多芬的交响音乐会以后，便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正在写作的著作中，忽略了一个“环节”，必须对手稿进行较大幅度修改，以便使转折不至于显得太突然。而此时的艾亨鲍姆，据他自己的记述，已经意识到形式主义作为运动已经完结。“怎么办”成为横在他面前的“俄国式的经典问题”。同月的15日，在阅读特尼亚诺夫的历史小说《屈赫利亚》的开头时，他感到自己似乎触摸到了答案。他想，自己是否也写一种近乎于历史小说的东西？这一念头很快滋生发展，并和他有关“代”的意识结合。在写于192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艾亨鲍姆打算写一部仿佛是新的俄国知识分子史，即从理念出发。从卡拉姆津开始，经过一代代人，一群群人，贯穿整个19世纪。以托尔斯泰、勃洛克作结。但整个轮廓尚不清晰，不可遽然动笔。1927年1月21日，在和利夫希茨谈话后，他写道：“应该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采取某种行动。大学教学生涯已无可能。”1927年2月16日，在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他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伤疤已然结了痂。”教学生涯结束后，除了编辑工作，他已别无选择。由于工作的变动，他极不情愿地放弃了写几代知识分子史的构思，而集中精力描写托尔斯泰的个性成长史。在1928年3月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题目不可太大。只能集中写一个人身上引出的一条线索。”此后，《列夫·托尔斯泰传》的写作工作进展极其顺利。1928年春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且看他在日记中的记述（1928年3月6日）：“一整天都生气勃勃，轻松愉快——能总是这样就好了。写作进行得异常顺利。开始感到这本书能写好……”3月7日：“仍然感到很轻快，为生命而欢快，这样的感觉很久没有过了。深深陶醉于这本书的写作中——但愿这样的感觉能一直持续下去。”3月20日：“感到自己已经步入一个新领域——精神焕发、甚至智慧超群。”3月30日：“写得兴致勃勃——从未有过的痛快……结果依我看会很重要——以前写任何一部书时都不曾这样过。最重要的是彻底的自由和开放。感到自己简直幸福至极……”7月20日：“高兴地宣告：全书告竣。杀青了！”
艾亨鲍姆在其日记中，丝毫不曾提及外界对他们那一派人的批评意见。此时，法兰克福学派刚刚开始承认弗洛伊德主义的重要性，而这是比艾亨鲍姆的让步更大得多的让步。此时，艾略特出版了他的后来成为20世纪代表作的《荒原》；而也是在此时，毕加索回归蓝色和玫瑰色时期。凡此种种，都是20世纪文化新潮的同一类现象。而此时在苏联文坛的艾亨鲍姆，则记述了他与巴赫金小组成员蓬皮扬斯基的结识（1928年5月23日日记）：“结识蓬皮扬斯基……对我们的理解不是那么好，但称我们是一个教派，认为我们与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сближает с Марксизмо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