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克洛夫斯基的提问在今天的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学中也是个合理的追问，事实上也是比较文学赖以成立的一个“真正的科学的问题”。因为几乎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大多建基在此类问题之上。一种文学范型一旦形成，便开始了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中间的迁移（这个问题和上一问题有相近之处），例如比较文学领域里的“赵氏孤儿”母题。托洛茨基的主张同样也在20世纪文化人类学中有学理的支撑，那就是主张同一文学范型可以在不同文化民族背景下产生的可能性。[98]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不简单，因为这是20世纪的20年代。由此可见，托洛茨基比那些单纯的“党务工作者”深刻不知凡几。
什克洛夫斯基所提最后两个问题的理论依据实在有些幼稚。问题在于，即使“大俄罗斯关于贵族的故事与关于神父的故事相同”，也无助于说明艺术中沉积着等级和阶级的特征。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在形式逻辑方面，我们这位形式主义者做得也不太好。”[99]所以，尽管后来什克洛夫斯基一再为此而辩解，但他的缺乏说服力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