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形式主义这两种高度对立歧异的理论之间，由于时代环境的特殊性，文坛还可以允许此二者之间有对话，甚至是富于成效的对话，这对于澄清双方各自的立场，促进相互理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正如加林·蒂哈诺夫所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马克思主义尚未不可逆转地被提升为一种教条，竞争的原则某种意义上还有效，还在起着一定的作用。”[94]事实上，后来的形式主义者们纷纷改弦易辙，毅然走上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形式主义结合的大路，和这次对话不无关系。在此，托洛茨基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当然，格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托洛茨基对于奥波亚兹的批评，实际上所根据的，是什克洛夫斯基个人早期的著作，而这些著作远不能代表形式主义的“实际成就”。[95]
上文中我们对于这两大阵营之间的对话，通过艾亨鲍姆的评论，作过一些间接的介绍，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以今天的观点看，在托洛茨基和什克洛夫斯基之间发生的对话，似乎能够给人以更多更重要的启示。针对托洛茨基对自己的批评，什克洛夫斯基在《马步》一书中，提出了5点反驳意见，其一有关“迁移情节”问题。所谓“迁移情节”（кочевой сюжет）是指一定情节模式在口头和书面语文学作品中，在不同国度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复现现象。此类现象在民间口头文学和书面文献中都屡见不鲜。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历史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托洛茨基的观点和立场与俄国19世纪末学院派文艺学代表人物、俄国历史诗学的奠基人维谢洛夫斯基的观点是高度吻合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是非常相似的社会生活条件导致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文化中产生了大致相仿的情节母题。总之，托洛茨基更关注的是特定情节模式的起源问题，而什克洛夫斯基则更关注特定情节模式作为一种艺术范型的迁徙问题。前者恰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特点，而后者则体现了形式主义对于结构问题的优势关注。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迁移情节作为一种范式，是没有根基而可以到处漂流和迁徙的。什克洛夫斯基写道：“如果日常生活和生产关系能影响艺术，那么，情节不是也要被固定在它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地方吗？须知，情节是无家可归的。”[96]
在21世纪的今天，情节作为一种范型可以漂流迁徙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叙事学和比较文学中充斥着此类的例证。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在为什克洛夫斯基辩护的，但也不尽如此。也许，这两个人的观点都有道理，并在一定范围内都有其合理性。这绝不是在调和和折中，而是因为托洛茨基和什克洛夫斯基一个着眼于外部原因一个着眼于内部原因，因而两个有相互结合的可能性。显然，托洛茨基的视野要比什克洛夫斯基更广阔更宏观。在每个领域里人类都希求最大限度地“节省气力”，和“利用另一阶级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但在人类做同一件事的不同方式上，可以见出文化、时代和地域的差异来。托洛茨基的这一立场当然无可置疑地是正确的。因为一位叶卡婕琳娜二世宠臣奥尔洛夫的轿式马车和农夫的大车当然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蕴。[97]托洛茨基反驳道：尽管不同民族和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都利用同一些情节，但其使用“同一情节”时的意识内涵却是不同的。这里面往往表现了一种“文化的冲突”和“意识的对立”，这一点同样也是深刻有力的反驳。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什克洛夫斯基在其后所写的文章（如《小说论》、《关于小说的小说》等）中，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这一意见，开始注重情节所表现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内涵了，并且提出了文学的永恒主题是表现“不在其位的人”的哲理命题，成为晚期俄国形式主义最值得关注的学术发展。
